埃斯库罗斯继承了荷马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命运观，深化了古希腊文学一再强调的命运主题。他认为命运支配一切，人受到灭顶之灾是不可抗拒的，神要让一个人遭难，总会让他忘乎所以；但他也看到，谨慎行为或许可以使人消除灾难。例如，他笔下的波斯国王塞耳克塞斯骄横跋扈，最终兵败疆场；阿伽门农狂妄自大，却为妻子所杀。这些悲剧表现了人类期望美好生活而走向反面，想不做恶而又不得不作恶，极度惧怕死亡而不得不堕入死亡的深渊，带有一种宿命色彩。而且这种宿命常常跟血脉的延续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剧了命运对人的控制力量。
在索福克勒斯那里，命运被描写成一种巨大的力量，总在主人翁行动之前设下陷阱，使其步入罪恶的深渊。虽然命运不可抗拒，神秘叵测，但是人可以在邪恶的命运面前抗争，而不是消极顺从。俄底浦斯王在和邪恶命运搏斗中遭遇到不可避免的毁灭，但他执著地抗拒命运、勇于承担责任的行为，更多地反映了人的主体性精神的高涨。
欧里庇得斯受到怀疑哲学的影响，将人性的缺点或邪恶跟命运的转变联系在一起，使其笔下人物在命运面前呈现出对自我命运发展的主体力量，例如美狄亚命运的转变源自伊阿宋的背叛，而美狄亚的报复则主动干预了自己命运的进一步发展。总之，以上三位悲剧诗人的创作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命运的看法，而因为他们各自创作的时间大致互相承接，刚好贯穿了希腊民主制度由建立、繁荣到衰落的发展阶段，其各自对命运的看法与表现，客观上反映了剧作家民主思想不断增强、主体精神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