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读了一些文字，看了些有关于儒者的书，看着这些儒者们或饮酒对友，或遗世独立，或幽静闲居，或钟鸣鼎食，或考察民生，或鱼肉百姓，或为官高盛而趾高气扬，或时运不济而悲愤不已。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白居易的《观刈麦》，在诗歌辞赋中，有豪放大气的《将进酒》；也有凄婉艳丽的《雨霖铃》；也有忧愤不遇的《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安然闲适的《归园田居》。而唯独这《观刈麦》给我的感受最为真实、最为现实，也最能让我感同身受。特别是本诗的最后三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面对“贫妇人”的“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身为周至县县尉的白居易看到贫苦大众的苦痛，心生恻隐，心有愧疚，然而作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一员，白居易自然不会明白明明辛勤劳作的农人为何依旧穷困潦倒，因此也只能感到同情，感到羞愧，写下一首诗为后人所见，为后人所叹罢了！因而白居易在写《观刈麦》的前一年同样写下了《卖炭翁》一诗，记录下了底层人民的辛苦与挣扎。
虽然像白居易这样的儒者们记录了许许多多的底层人民的苦痛与挣扎，但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社会的现状，或生起些怜悯，去帮助这些看得到的人，如苏轼；或写下几份奏表把平民百姓的苦痛报告给皇帝，如海瑞；或提出些变法改革的措施，如王安石、张居正。然而这些人他们的做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改良，最终还是避免不了这座帝国大厦的崩溃，农民们拿起手中的农具，挥向帝国的官员，打碎帝国的制度，建立起新的王朝。随着新王朝的衰落，新王朝的儒者们又一次对帝国进行改良，最后还是不免走向崩溃，陷入可悲的历史周期律。无奈乎，熟读历史的儒者们，只能叹息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于是，儒者们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为何如此勤劳的老百姓却会陷入没有立锥之地的穷苦境地？为何整个帝国无论初期如何欣欣向荣最终都要走入分崩离析的命运？
儒者们费尽心思地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缘由，然而两千年来儒者们也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些儒者们只能无奈兴叹道“人心不古”，把这缘由归于官员或君王的道德水平不高，从而越来越强调人的道德，越来越重视人的心性之学，从而使得空谈之风大兴于世，而王阳明就是这个心性之学的集大成者，而王学的继承人也将心性之学空谈发挥到极致，就这样儒者们就把其根本原因给遮蔽掉了。
直到中国近代，十月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才让儒者们明白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下的剥削制度，封建地主以及贵族从农民那里通过地租等方式从农民那里获得远远超过农民租用土地的价值。也就是说，农民在耕种时除了一部分时间是偿还租用土地的价值和维持自己的生计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给地主去无偿地耕种。在这种剥削制度之下，地主们会越来越富有，而农民们仅仅只能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财富地聚集使得地主们不断地扩大地产，不断地打击个体农户使之破产，从而兼并这些人的土地，随之而来的便是出现“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象。而千百年来的儒者困境终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到来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