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四百三十年前的那一年
《万历十五年》的起法，让人想起“一夜北风紧”，起得平，却暗潮汹涌。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在这一年的前一年，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欧洲，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世界历史正以很快速度往前推进，黄仁宇以如此宏大的视角，去衬托发生在北京城里的一件太容易令人忽视的小事——就是有人谎传圣旨诓骗了大小官员以为要举行午朝，施施然一起去大明门报道被遛了一趟鸽子。
就是这样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却让全体京官遭受罚俸的惩罚，虽然这远没有砍头杀人这样触目惊心，却依然引申出了至少两点：第一，高层不靠俸禄而靠地方馈（shou）赠（hui）过活已是公开的秘密，皇帝也清楚这一点，第二，也几乎可以作为全书主题的见微知著，就是万历皇帝用这种自己可以做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本朝文官系统的不满，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角力，几乎是这个明朝在位时间极长的皇帝怠政的根源，而这个朝代的气数更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次走到了尽头。
整整四百三十年前的这个时代，有一群人，正在用一套吊诡的逻辑试图解开一些“死结”——在这套逻辑下，技术和经济政策的问题，他们诉诸于政令；政令与法制的问题，他们诉诸于道德；道德与公义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更加令人瞠目了。
公元1587年，或许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平凡。
02 海瑞的悲剧
看《万历十五年》，确实让我时常想起《红楼梦》的结局，因为两者几乎分享了一种高楼将倾的摇摇欲坠感。如果说《红楼梦》最后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那么在这本书中，无论是黄仁宇浓墨重彩的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还是众多被稍有提及的人物，又何曾在这个时代中沉浮自如，全身而退过。而其中，海瑞的故事尤为使人嗟叹，他能如此成就自己在历史上的名望，与他本人的悲剧命运，并不矛盾，却恰恰是因为他本人的个性所致。
海瑞，以他自己的公正廉明，刚直不阿成就了全国典范的名声，但全国却难以真正效仿他，以至于关于他的章节的最后一句写道：“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是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安排了”。为什么“海青天”的故事在这里颇为迥异了呢？
海瑞当然是海瑞，他的一生一直遵循相当一致的信条和个性。他的精神力量极为强大，可惜在作者笔下“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作为一套已经成熟并且按照“潜规则”平稳运行的“文官网络”里的一个特异的节点，他的存在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却让更多靠着这个系统生存的人如鲠在喉。
因此，无论是他直言上书大骂嘉靖皇帝，还是抄了前首辅大地主徐阶的田，都是能与人述说的好故事，但也真的只能存在于故事的层面。海瑞所笃信的，在于一切现状都是“人心不古”的锅，所以要解决现世的问题，就要匡以洪武皇帝时代所提倡的道德准则，也就是说，期待政府以古代理想社会的形式为运作基础，从而可以单单依赖提倡传统文化，就得以生存。
他用自己理想中的“劫富济贫”方式改变土地的所有权，用自己的行政力量去推动解决农民的信贷难题，但在黄仁宇眼中，凭一己之力，妄想去使用政令去解决这些原本不出在政策上，而根源在财政与经济政策与商业法律上的问题，这实在是太过理想化了。
也许在另外一个什么时空里，一纸政令是可以让想留的人留下，想赶的人赶走。政治当然是一种强权，但这种力量并不是药到病除的神仙药，它也有到达不了的地方。
03 张居正的评价
海瑞是个道德模范，但他的道德水平再高，也难以挽回衰败的组织，与落后的技术。单单从这个角度论述，标杆式的道德范本歌颂，可能并没有什么卵用。正如书中所说：“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与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一个有点风险的问题是，如果真实世界里无法做到“德才兼备”，那么到底是取“才”还是取“德”？
至少单单从“德”的角度上理解，张居正，这个意志坚定的改革者不能算是个道德楷模。就算他去世后被加上的诸如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等罪名证据不完全，但单凭他家里集聚的珍宝与字画，豢养的美人也难以让人护他私德上的周全了。而在他死后两年间，被“揭发”的“事迹”竟然还包括“篡位”之类。
道德“败坏”的程度，在这里更多被用为攻击张居正和他生前的政策，以及彻底摧毁万历对他的信任的一个工具了。只能说张居正真正的道德水平，虽然未见得多高，但在这样的“批斗”下，已经面目不清。这场文官系统掀起的来势汹涌的“批斗会”，在把张居正批倒斗臭掉之后，自然而然又转移到了皇帝身上——障碍已经清除，是时候把皇帝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之中了。
于国家来说，无论张居正的变法实际成效如何，“一条鞭法”与“考成法”确乎是在大明已经岌岌可危的条件下以拯救的面目出现的，确实从根本上触碰了国家财政，税制和吏治所存在的弊病，仅凭这一点，这和张居正本人的道德就不应该混为一谈。
当然不否认，这是十分有力的能呈请说服皇帝的证据——一个如此不洁身自好，不愿丁忧，收受贿赂的人，怎么可能是为国为民呢？文官系统的这套逻辑，对一个从小就把张居正当做完人式的师长与楷模仰望的万历来说，十分有效，我服。
对想实现一个目的的人，什么样的逻辑用得上，只要能断掉中间这条信任链条就可以。至于道德上居高临下，情绪上激昂慷慨，言辞上咄咄逼人，这技术难度并不太高，容易做得很。
张居正只活了五十七岁，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政策真正的实施，当然也没有看到自己被以匪夷所思的方式清算，这于他不知到底应该算幸还是不幸。
这个不仅以“道德”为国本，而且想把“道德”为治国实体政策的王朝，已经把自己编织到了一团密密麻麻的网中，在里面被缠绕的不仅有锐意的改革者，自况的道德楷模，也有军事家甚至哲学家，没有看见能从这张网中解脱出来的。而用它已经浇筑成熟的文官系统，已经准备好悬“道德”做达摩克利斯之剑，碾压改革，碾压武将，碾压皇帝以及一切对手了。
04 申时行式的妥协
除了海瑞，所有扛着“道德”大旗的人，都无一例外对他人的道德标准严苛，对自己的道德标准却比较宽容。
至少，这个“道德”的标准，在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的眼里，是可以变化的。
对他来说，如过道德被如海瑞一样用于解决琐屑地问题，是一种效率极低且没有效果的方式。道德力量既然被当做施政的根本，那么就不用过分强调纠正细枝末节上的问题，尤其是知道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冲突的条件下。申时行身为首辅九年，被人诟病政绩如一张白纸，但或许这就是他所追求的“境界”，因为”no news is good news”，在他看来，以德施政的关键并非让好事发生，而是防止坏事发生。
至于什么样的坏事，他还是不怎么喜欢发挥他的想象力的，因为他这九年引以为傲的，就是在万历和文官系统之间，和得一把好稀泥。
既然是以德治朝，申首辅既不能让百官失“德”，更不能让皇帝失“德”，而这个“德”的定义，不仅取决于它本来的样子，比如说祖宗规矩，更需要照顾人们想让它是个什么样子？至少在哲学家李贽的眼里，这个“德”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你能够说他的理解完全是荒腔走板吗？
不一样归不一样，申时行还是努力要百官和皇帝做到“表面上”的一致——比如开办经筵，名义上是讲“礼”与沟通，实际上却是申在试探文官系统和皇上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即使你可以有你的解释，我依旧有我的。可惜，这样的尝试终究无法持续下去，“皇帝放弃了诚意，使申时行至为不安。然而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自己坚持信心，静待时机的好转。”
他没有等来所谓的好转，却等来了在立储事宜上皇帝与百官的不可调和。当他不可能再把两者和到同一坨稀泥里面的时候，申时行的首鼠两端的行为最终被发现了，也落得一个卸职归田的无奈结局。
你看，道德也没那么容易被操纵。
所幸，道德与公义，也有很多黑白分明的时刻。我们珍惜这些时刻，因为只有在这些时刻，道德赋予我们的是真实的力量。
愿我们善用这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