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民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那时候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军阀混战，外国侵略，政府割地赔款，百姓民不聊生。但那时候也是文化最闪耀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名垂千古的大师，鲁迅，胡适，陈寅恪，王国维……在国力强盛的今天，很多人却在怀念那个年代，怀念那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年代。而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有着一名踽踽独行，坚守自己内心的怪人，他就是——“清末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他生在南洋（马来西亚），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是一名学贯中西，通晓十几种语言的大师。但就是这样一位从小在西方学习的人，却有一个坚守终生的信念，“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光明网 《 “国学骑士”辜鸿铭》）正是秉承这个信念，辜鸿铭开始不遗余力的推行中国传统文化，而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的。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是辜鸿铭用英文写成的，汉译名为《春秋大义》（后改为《中国人的精神》）。本书出版于1915年，是由辜鸿铭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1914年恰逢“一战”结束，欧洲人面对满目狼藉的家园，茫然失措，不知道自己的文明和制度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个时候，辜鸿铭大力推广的中国文化进入了他们的眼帘。这本书一出版即大火，被人迅速翻译成德文和日文。抚慰了当时正处于战败时期的德国人内心的创伤。

这本书，一开篇就写了本书的目的：“本书的目的，是去尝试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在我看来，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可以说，揭示了文明的灵魂。如果文明造就的男人和女人揭示了文明的本质、个性和灵魂，那么，男人和女人使用的语言则揭示了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个性和灵魂。有句关于文学创作的法国谚语如此说到：“风格即其人”。因此，我把三件事：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中国语言——作为本书前三章的标题，以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精神并揭示其价值。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作者这话，我深以为然。要了解一种文明的特点，还是要看他塑造出什么样的人。而在辜鸿铭看来，中国人谦逊，温和。是世界上唯一具备博大、深沉、淳朴、灵敏四种特质的人。文中还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诚然，本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有一定缺陷的。比如说他过于轻视西方，忽略了当时西方远超中国的民主制度。轻视妇女，如他鼓吹男人要纳妾，也说过“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的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的、无私的为丈夫活着。”（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他的这本书让一向轻视中国的西方人，改变了对中国的偏见。给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曾经看过一段广告，其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当同行者越来越少时，你还会坚持吗？”辜鸿铭就是那个继续坚持的人，他学在西洋，对西方文化非常了解。当中国人开始进行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时候，他却仍然坚持弘扬儒道。当清朝灭亡，剪发易服的时候，他却仍然坚持留一条辫子。还记得电影《建党伟业》中的一幕，当北大的学生笑他的辫子的时候，他说：“我的辫子留在头上，而诸君的辫子长在心中。”正是他这种种行为，让人费解，才称呼他为“清末怪杰”。

一九一六年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聘辜鸿铭讲英国文学。这引起了人们的争论，而蔡元培发表声明说：“我聘用教员以其个人的学问、造诣为原则，在校授课以无悖于思想自由为界限……本教员中如有脑曳长辫而持复辟论者，如果他所讲授的在英国文学的领域之内而无涉及政治，本校亦没有排斥干涉的理由。”这让辜鸿铭大有知遇之感。“五四”运动时期，辜鸿铭毅然决然的站在了蔡元培这边，说：“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现在人们谈及他总是津津乐道他的辫子，他的“茶壶茶杯论”（指辜鸿铭鼓吹男人纳妾，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要配很多个茶杯），谈及他的英语让英国人都感到惊叹，以及他的各种特立独行，但也仅此而已了。人们不愿再去深入了解他。毕竟辜鸿铭对于现代人来说，只是一个民国时期大师辈出的佐证，只是民国热时期，茶前饭后的谈资。

但是，真实的辜鸿铭不仅仅是如此，在我看来，他一生的目标便是“弘道”。在他看来，民国时期和孔夫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都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而民国时期更加的恶劣，因为当时不仅仅有列强入侵带来的文化侵略，更有很多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不自信，主张抛弃传统，全盘西化。而他觉得，自己应该肩负起弘扬中国文化的重任，也就是我所说的“弘道”。

因此，他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的推及国学，他把《论语》《中庸》等书译成英文，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据说，当辜鸿铭将英文版《论语》赠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对辜鸿铭说，君精通西学，当知道孔孟之道，在中国行数千年，却不能行20世纪之今日。辜鸿铭驳曰，孔子教人的方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数千年前，其法三三得九，至今20世纪，不能三三得八。令伊藤博文哑然。（《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汪兆骞，2015，现代出版社）

虽然，不被人理解，甚至收到人的嘲笑，但他还是坚持自己内心的正道。孔子说：“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张勋生日的时候，他曾赠了一副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菊犹有傲霜枝”大清已亡，傲骨犹在。

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若没有辜鸿铭，传统文化又将置于何方？

梁启超曾在《李鸿章传》中写过一段话，我深以为然，故以此结尾：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

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

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

以常人而论非常之人，乌见其可？

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语云：盖棺论定。

吾见有盖棺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

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