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好莱坞，人们笑说，我母亲是天鹅绒手套下藏着的铁手。”
“推开蔓花铸铁的墓园门时，它的冰冷，刺痛了我的指尖。有一块空着的墓地，后面站着一棵美丽的小树，在墙上斜斜倚着。尽管还是在冬天，我可以想象到，它春日里虬结的枝桠上开满重重的花。”
这是一本225页大开本的画册，里面有图, 有文字。书名里， 因 Spirit 一词也是 “精神” 的意思，故一语双关，“优雅的精神” 也可以贴切反映奥黛丽. 赫本的精髓。
我略翻过四五本赫本的传记，大多是老生常谈和八卦，无非是谁和谁的关系，拍了些什么电影，穿了些什么衣服，美貌如何令人折服。
这本比较不同。肖恩说，我写的是我母亲的生活哲学，思想，和理念。
读完了以后，我特别喜欢她儿子。原来总觉得他憨头憨脑，一副尼古丁婴儿长大了的模样，似乎既没有继承他父母惊人的美貌，也似乎没有继承他父母的聪敏。
我看走眼了。
—— 肖恩长得憨厚大块头，脸上多肉，鼻头肥肥的，在所有的采访镜头里，他总是语速缓慢，目光呆板。在一次采访里，背景，是一片广阔无垠的青绿草坪，斜斜顺草坡而上，金色阳光下，是他的白色巨兽般的大屋，雄踞在小山坡顶。那是他母亲送给他的结婚礼物。
就是这样鲜活的背景映衬，这样山坡下坐在雪白藤椅里的一个人，左看右看，都似乎半死不啦活，直让人想给他肩上一巴掌，暴喝一声 “你醒一醒！”
我有点儿怀疑他是那种尼古丁婴儿。赫本, 如果有什么 “唯一不完美” 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她抽烟。然而这是历史情况，那个时代。
赫本一直喜欢孩子，也一直努力怀孕，然而数度保胎流产。最后只在两次婚姻里各生产了一个儿子。这个写书的，是她和第一任丈夫梅尔.费若所生，是孕期最后几个月小心翼翼卧床保胎的战果。
似乎肖恩在娘胎里尼古丁和保胎药的作用下生出来，没有母亲花间露珠般的灵气；作为一个男孩子，也没有遗传一丝毫爸爸那种英气 —— 梅尔.费若年轻时，是勇敢的普林斯顿辍校生，家里是新泽西和纽约的望族，瘦削清秀，目光忧郁，有一种白色骑士的气质，走起路来，挺拔得似一个王子。那份英俊的光芒，锐利得简直像把刀。
但是肖恩的书，写的好看。作为人物传记，他对事件和相关人物的评价，出言谦虚中肯，但不拘谨，流畅自如；用辞诚挚沉潜，高贵大方，是个地道的绅士，让人看得出他的教养；在故事和人物的叙述之间流露的哲思，像乡间小河上的浪花，自然，闪烁，有很浓的诗的味道。
是个有思想，有教养，敏锐，细致，善良，睿智，有担当的男人。
养育出这样一个儿子，看得出赫本本人的为人和素养。琢磨一个人，别先忙着回溯她的父母，可能要先看看她的配偶，看看她的孩子，咱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人八九成。
配偶是自己选择的，孩子是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养大的；这俩大活人，往大伙儿面前那儿一搁，您说想假装来点儿别的？有点儿难。
看父母，有可能不太准。因为父母不是一个人自己主动选择的，虽然会在童年时有所影响，但是，哈啰？进化论呢？小猴子有老猴子的基因，但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可以比老猴子活得更身心健康。
作为人类，我们最大的力量，不是来自外界环境给我们的固有条件，而是心灵的力量。
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自我救赎的能力。
我们可以尽力选择不做环境的彻底受害者，可以选择某种程度上的自我重塑。
从某些角度来说，赫本是一个受害者，她来自被遗弃单亲家庭，二战带来了羞辱，亲人的被杀害，饥饿，极度的贫困，屠杀和暴力的惊吓和困扰。
她儿子也可以声称是一个受害者，他来自离婚家庭，太多的物质财富太少的自由，过于复杂的人际利害关系，还有娘胎里带来的尼古丁的污染损害。
但是，看了这本书，我们看到了母亲和儿子，两个普通的 “人”，选择的诚实和努力，看到了两个灵魂自我救赎的力量。
奥黛丽. 赫本对传记作家来说，既是美梦，又是噩梦。因为她的人生太像一碗典型的励志鸡汤，但却没有八卦。
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的生活如此简单，真是没有什么可写的。”
儿子肖恩写道：“在她温暖善良的外表下，是更多的温暖和善良。她太诚实了，所以不能写自传。因为如果写，以她的实事求是，写出来的东西，就“有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人。
剩下的部分，在她看来，又太朴素平淡，太简单，太不重要，真的没有什么可写的啦。”
“然而，所谓’简单’二字，就是她领悟的生活最大的秘密。”
在91年，出版商再次请她写自传，并许诺预先支付三百万美元，在信里，试图说服她 “这笔钱您至少可以捐给您的慈善基金会。”
为了这个目的，她答应考虑。因为从1988年，58岁开始，她成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帮助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孩子们，飞赴穷困的国家和地区，为孩子们呼吁和募捐。
她为那些地方的孩子的生存状况深深动容，跟儿子说“ …我这是从地狱走了一遭回来。我会做的事不多，但我一定要为那些孩子多做些什么，再做些什么。小孩子，就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和希望。”
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将1988年奥斯卡人道奖頒授予她。
但是她91年就逝世了，没有来得及动笔。
肖恩写道，“我努力想了很久，才决定给她写一部传记。我得到的稿费，将代表她，全部捐给 ’奥黛丽赫本儿童基金会’。
但是我又想，因为前述原因，既然她自己都没有写，也许我也不该写。是她的生活。是她的隐私。我不想涉及别人的生活，打小报告或是编故事。
首先，她的生活里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其次，就算是有，她也从来不曾跟我们提及。我只是想写写她自己，一个真实的她，究竟是什么样子。
是的，她真的就像大家在银幕上看到的那些她扮演的角色一样：易感，勇敢，敏感纤细，浪漫。但是如果大家能从我这儿最后得到确认—-这些都是真的—-的话，岂不更好？”
“这本书将带领大家展开一个旅程， 走进一颗心，它充满温柔和关切。也走进我的回忆。我跟她生活了三十三年，她是一个人能祈求得到的最好的母亲和朋友。
大屏幕上看到的她，心里感受到的她，不仅仅是导演，摄影，剪辑聪明能干，合成出来那样的一些性格角色。她真的就是那样一个人，充满神奇。
她值得全世界的观众为她感到心里暖暖的，并受到激励。”
“比利王尔德，一个拍电影特别有 ‘魔力’ 的导演，也是我母亲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说得最好：上帝亲吻了她的面颊，她就这样来到我们面前。”
“ ‘要是我自己写自传，’ 母亲有一次这样跟我说，‘开场白会是这样：我生于布鲁塞尔，比利时，1929年5月4日....然后六个星期以后，就死掉了。’
赫本说的是她新生儿期得的一次严重的肺炎，突然间停止了呼吸。
“然而，外婆在母亲的屁股上一顿狂拍，外搭很多很多的坚信不疑，硬是把她的命给捡了回来。”
“除了这个小插曲，我母亲觉得自己的生活，简单明了不拐弯，所以没什么可写的。她所受到的维多利亚式的教养是：永远不要惹人注目，哗众取宠。
就像她自己的母亲可能会这样教训她 ‘嘿，你！别觉得自个儿是挺有意思哒。’ ”
这就是被媒体多次誉为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给自己生活定的基调。诚实，积极，谦虚，还有通达的自嘲。
我也记得在一次颁奖典礼上，赫本害羞摇曳走上台，开口的第一句话：“我小时候，母亲常教育我，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老想让别人关注你。但她没想到的是，我长大了，就是靠这个，还混了一碗饭吃，算是过上了体面的小日子。”
这是一种姿态。一种决定。她一早问清楚了自己是谁，自己的生活里什么最重要。这样的踏实，真诚，和理性，贯穿了她繁花似锦生命的主线，使得她不是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在天上飘摇无定。
她也飞翔，但是像一个不需要翅膀的天使。好莱坞繁华浮躁万丈红尘滚滚，有一个女人轻轻飞过，心里不留一丝痕迹，袖边不染一粒尘埃。
一颗彻底诚实，直面人生的心，没有贪欲，没有焦虑，没有怀疑，没有恐惧，就自有更高阔自由的地方可去。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处。
第一，书上照片里的日常衣饰和家居。
她的服饰和生活方式都是极简主义的。
艺术和时尚的极简主义，在欧美始于六十年代。近些年来，因为时刻处在信息爆炸的拟态环境中，人类无意识地开始 “降维” 的挣扎努力，所以生活方面的极简主义，也开始不分东西方地盛行—— 我看她早早地彼时已然是个中高手。
她说： “做那些你最需要做的事，清楚地知道你到底要什么。如果你要的太多，不但什么都得不到，还会把你的生活搞得复杂疲惫。”
关于衣橱，她跟儿子说，衣服是为场合服务的，就跟男人的黑西装白衬衫领带一样，关键是为了要 “得体”，不是为了炫耀。
如果观众注意的话，会发现她在电影之外，是极少戴首饰的，除了出席大的盛会比如颁奖典礼，她会佩戴应景的饰件；尤其是中年以后，在她的所有个人采访里，连一粒闪亮小耳钉都没有，除了手上的一枚戒指。
在她身上，应验了那句 “一个人最美的装饰，是她的举止和微笑”。
她的家居，房间开阔空旷，没有小零小碎摆设，雪白木头窗框，大大的窗子，简洁线条的布艺沙发旁，是薄薄的布荷叶边罩着一盏低低的灯。
住在瑞士小镇三十年，儿子幼时跟她每天走路去上学，同学有镇上木匠，农夫，办事员，普通人家，没有明星。她的房子，是那种十八世纪的农舍，院前院后是两英亩半的果树掩映，灰色碎石子铺的路，踩上去吱吱咯咯。
肖恩写道：“我们家没有录放机，母亲在家，从不看自己拍的电影。电影拍完了，就是完了。我妈妈的家，没有好莱坞的印记。”
我看过玛丽莲梦露的家。家居也很空，也很简单，但像那种单身汉的宿舍，东拉一个柜子，西凑一个凳子，仿佛就是临时借来用用，心不在焉，完全不搭。女主人的心，根本不住在那里。
赫本的家，特别有家的样子，只不过女主人要的，是一种禅意。整个人生，经历了战争，经历了家破人亡，经历了大的时代背景，也许她心里常常在问，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该怎么活。
也许是因为这种对生命根本意义的探寻，后来，在战火里烧去了贵族头衔，家世和金钱，不得已在好莱坞，在诱惑的漩涡中心谋生时，她的身上，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金翅金麟的花枝招展，只有芭蕾舞者和僧侣的简约；她的脸上，没有空洞的媚眼和微笑，没有肉欲和贪欲，却常有一种明白清澈的表情，那是对战后再一次获得的新生活的格外尊敬。
第二处让我叹服的，是她如何处理跟父亲的关系。
肖恩写道：“她曾经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其他人依偎在父亲的怀抱中，总会感到一种空虚，一种痛苦，她多希望父亲能出现，这样她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享受到父爱的温暖。那时候她总是希望，父亲还活着，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面前。”
父亲六岁就离开了她。当多年后，在丈夫梅尔的精心安排下，她在酒店楼下大堂跟父亲再次见面，父亲没有激动，没有拥抱，只是站在原地，冷淡，僵硬，笔直。 是赫本走上前去，给了他一个拥抱。他们度过了一个下午。席间，父亲没有说他的什么思念，也没有说什么看过她的电影，而是淡淡地讲着他的马。
第二天早晨，当梅尔从洗澡间出来，父亲已经跟赫本告别离开了。梅尔大叫：“就这么完了？！”。赫本平静地说：“是，就这么多了。”
后来他们又再见过一面，在父亲临去世之前。但父亲至死，也没有流露出对女儿有什么关注。倒是赫本，一直没有中断给经济不再宽裕的他寄钱。
肖恩写道：“母亲一定是失望极了。但是她没有就此说过任何抱怨的话。她就是这种人。”
心理学家说，可能她的父亲是有感情交流障碍的人。然而她说： “人，要尽到自己该尽的义务，哪怕你曾经受到过伤害。”
她说：“爱是一种行动。我们生下来，就具备了爱的能力，但是我们还必须去练习它，就像我们练习其他的肌肉一样。”
第三处，让我感触良多的，是家庭背景, 还有一个母亲的品质，外加二战中的历练，对一个人成长与性格的影响。
外祖父是当地的市长，母亲是男爵夫人，他们城里和乡间的大宅，像英剧里的庄园，那种尖顶的，门口有一个美丽的湖。
然而纳粹来了，老宅被敌军当成军营，东西烧的烧，抢的抢。大家被赶出来，住在乡下，挖土豆和郁金香的根来吃，空袭来的时候，躲在地窖里。舅舅和亲朋参加了地下活动，一个个被查出来抵在墙上射杀，哥哥失踪。
但是，母亲带着她，组织朋友同学，拉上黑窗帘，给大家跳无声的芭蕾；偷偷收听来自英国的广播，把每一丝的好消息悄悄传给彼此鼓劲儿；给游击队搞募捐；用鞋和篮子送情报；给英军飞行员偷偷送药，和私藏的舍不得吃的巧克力和葡萄酒。
这些战时的经历，让成年赫本的眼睛里，永远有着镇定和机灵的光。母亲和贵族家庭给了她优雅高贵，严格的自律，使命感，责任感；艰难时世又造就了她的朴素，脚踏实地，勇敢，慷慨和悲天悯人 —— 这使得她有一种复杂的气质。
每个人都有不如意。她的不如意，也许甚至比普通女孩更多些。然而，年少时缺少的父爱，战争中的濒死体验，两次婚姻中的失望，都没有让仇恨和恶意在她心里生根 —— 她选择了固执地保留灵魂中的善意，选择了不是陷入自我怜悯，而是更多地去给予他人以帮助，尤其是晚年，为那些非洲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孩子。
她说：“无论环境如何严酷，人们总是努力的活着。”
儿子肖恩写道：“ 有时，生活慢慢给我们带上了脚镣，然而一次几近死亡的事件，会把我们释放出来。我们忽然看清楚，什么值得我们付出，什么并不值得。
尽管她不曾热烈地遵循任何正式的宗教，我母亲贯穿一生有她自己的信仰：信仰爱，信仰大自然的神迹，信仰生命中的善。她感激生活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并竭尽全力一有机会，就回报生活，尤其是在晚年，投身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中。”
她在一段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报告里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它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而不是像福利救济那样，只是向伸出的求助的手里分发东西。我去过了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墨西哥和苏丹等国。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不是伸出要东西的手，而是沉默却有尊严，以及对有机会自己帮助自己的渴望。”
她是从这个特别的角度来敏感地看待这个问题的，或许是因为她自身就是这样做的 —— 经历了战争，饥荒，孤独，失去父兄亲朋，失去金钱地位安全感，破碎的童年，她选择从这些阴影里走出来，不是伸手索要赔偿，索要所谓公平，所谓同情，而是沉默地，有尊严地，自己帮助了自己以后，转过头来，去帮助其他的人，像她和母亲在战争里帮助地下游击队和英军飞行员一样。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 米哈里. 契克赞米哈里 ) 在他的 TED 演讲里说道：“ 我在二战里的欧洲长大，目睹了那么多曾经很了不起的成年人，被战争摧残得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和骄傲，失去了快乐和幸福感，他们一蹶不振，就此沉沦。但也看见为数不多的人，他们没有被残酷和悲哀压倒，他们能够在生活里找到意义和幸福。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做的研究，就是这个：为什么？是什么使得这些人与众不同？
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全心全意地去做事，不让自己被自己的一己私念和阴郁思想缠绕，他们让脑子里像静修的禅师那样，一切皆空，专注，无杂念，全神贯注地向目标推进。人在这样的状态下，就无限趋近于喜悦，幸福，和有意义。”
她选择忘记过去，原谅他人，专注地前行，挽救自己，也救助他人，而不是被动地躲在当代人常说的 “PTSD（ 创伤后压力症 ）” 的后头。
Norman Vincent Peale 的《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 诺曼.文森特.皮尔，《积极思考的力量》）里写道：“一个人，可能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 医治自己的忧伤，可能比较有效的办法之一，是不沉溺在自己伤心的小天地里，是走出来去帮助比你还弱还痛苦生活还艰难的人。”
她就是这样做的：她 “没有坐在家里孤独地啃着自己的手指甲” ，而是行走于非洲，为弱者大声疾呼：“ 今天我是为那些不能为他们自己要求什么的儿童们说话；我为因为缺乏维生素而失明的儿童们、为正在被骨髓灰质炎伤害的儿童们、为因为缺乏饮用水而日渐衰弱的儿童们说话；我为世界上大约一亿流浪儿童说话，他们为了生存被迫离开家庭，他们除了勇气、微笑和梦想之外一无所有；我为战争中被伤害的儿童说话，他们没有任何敌人，但是在战火中却永远最先受到伤害……儿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肖恩写道：“在好莱坞，人们笑说，我母亲是天鹅绒手套下藏着的铁手。”
第四，也是让我对肖恩的笔触特别有好感的一部分，是赫本临去世的那一刻，他详细真实的描绘。
也可能是人到中年，身边直接或间接，生老病死，直逼眼前，我对死亡，有了很多年轻时没有的关注，并试图去了解。
我们常常对明星和公众人物聚光灯下的明亮生活津津乐道。他们到底是如何珠光宝气，耀眼闪亮，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香水，穿的是什么名设计师的裘皮，厕所的毛巾和手纸上印的姓名缩写是不是颜色很匹配—— 有些人对这些几乎耳熟能详倒背如流。
我们也许还热衷咀嚼那些热闹公开的死亡，比如玛丽莲梦露死得如何曲折离奇，充满悬念；比如肯尼迪被刺杀在万人面前，如何血腥暴力，举世哗然；比如乔布斯死得互联网路人皆知，亿万金钱的流淌与绝世天才的蜂鸣如何戛然而止。
然而我们很少看到名人在家人面前，在家里，如何普通地死去；他或她最后普通的一刻，是什么普通的样子。
一个名人，也许生时绚如夏花，但死是如此隐私的一件事，也是如此平淡无奇和真实，无法炫耀和点赞的一件事。临死的时刻里，我们终于诚实地一个人面对离世的孤独，在这个舞美灯光照不到的角落，所有的荣耀与绚烂都落下了帷幕，所有天才与骄傲的光环都烟消云散，所有的虚伪和尊严都霎那间化为乌有的尘土。
没有人走在从死亡通向天堂的隧道那一束白光里，还能假装。在这白光里，所有傲慢与偏见的重负都卸下肩头。
我手头只有英文版的书，也浏览了一下网上这部书的中文版，觉得翻译的很多地方不大准确，还有些部分可能是人工智能翻译的，像个机器人在说话，缺点人味儿。所以下面这引号里的一大段，是我自己翻译的。这也是本书接近尾声的部分了。
肖恩在这部分的笔触，肃穆朴素，有一种努力的平静，像一个人的喃喃自语，没有新闻联播追悼会的正式与夸张，只有一个儿子面对亲人离世真实的痛苦和沉思，是海明威式的白描，孤独寂静，清澈简约。我喜欢。翻译的时候，我也试着保留这种风格。人们说翻译算是二次创作，这话没错儿。
还有，他在提到母亲的助手和女仆的时候，都会特意再加上 “兼朋友” 二字，在面对生离死别这样容易失控的时刻，看得出这个家庭的教养。
肖恩写道：“ … …
这些就是她陷入昏睡之前说的最后几句话。
现在她还在沉睡。然而就在一瞬间，一种感觉如潮水席卷了我。就在这一刹那，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把她的手包在我手心里，告诉她我有多爱她。这还是那张床，在我曾还是个小小的小男孩的时候，到晚上会被允许睡在上面。这张床，我曾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现在，我忽然意识到，这张床看上去那么小，如果她走了，这张床又将变的多么毫无意义。我告诉她，我知道她非常非常爱我们，我也知道，她不愿意再像这样拖下去 。我们也不愿意。我轻轻地说，如果她觉得准备好了，是可以走了。我把她的手，放在我脸上， 让她感受我眼泪的温度。在心里的某个地方，我知道，她听得见我跟她讲的话。我亲了亲她的手，告诉她，她心里曾经的那个小小的小男孩，我身体里曾经的那个小小的小男孩，会陪她上路。
前一阵，她曾跟我们说过 “那边儿的世界来人了”。我们不明白她究竟什么意思。她说，他们就在这等着她呢。她形容他们的样子 “在床的左边。穿成像阿米什人那样的，在一片空地上站着，安静地等着我。” 当我们让她再给解释解释，她温柔地说：“你们不明白。也许你们以后会明白的。” 这样也好，这样我至少知道，她能强烈地感知到另外一个世界，至少不会害怕。我们就这样，有几次，有机会跟她谈谈她的离世，我们的忧惧，我们的愿望。她也告诉我们，不要悲愤——这是人生自然——死，本来就是生的一部分。
我站起身来，抚摸一下她的前额，然后告诉她我去去就来。我昏昏沉沉走下楼去，给牧师打了个电话。铃刚响一声，他就接起来了。他听到我的声音，松了一口气，说他一直在等我电话来着。他八十多岁了，在三十三年前，给我行过洗礼。我一边在电话上讲话，一边感觉好像一会儿飘到天边，一会儿又回到了现实里。他在说，他四点钟到。我谢谢了他。
我穿过镇上，到墓园去。冬天干冷的空气，冻的我鼻尖发疼，提醒我，我还活在痛苦的人世间。她跟我说了，为了弟弟，她愿意土葬。弟弟一直遗憾外婆火葬了，我们都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凭吊。她提到我们家房子后面一块山谷里，深深隐居着一个少数民族的部落，他们是强烈主张民族自治的，为此也不惜一战，像巴斯克族人一样。然而没有人关注，没有人知道。我猜瑞士人的淡漠，蔓延在整个社会里。我脑子里回想她当时凝重的表情。她真是我们家这个部族的头人。推开蔓花铸铁的墓园门时，它的冰冷，刺痛了我的指尖。有一块空着的墓地，后面站着一棵美丽的小树，在墙上斜斜倚着。尽管还是在冬天，我可以想象到，它春日里虬结的枝桠上开满重重的花。我站在这个一片斜坡上最高的地方，四周看了看，觉得不错。
我往回走，穿过镇上，来到市政厅。一楼是邮局，二楼是办公室。楼后头，是镇上的大钟，每小时敲一下，童年时，我的梦，因为这钟声，睡得格外沉实。市政厅长，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他的孩子，和我小时候是同学。他抬起头，一看我，就知道我来是干什么来了。他从书架上拉出一本旧旧的簿子，我俩一起研究了一下墓地。我在那张小小的图纸上，用手指点了点六十三号。 他说，这个要275 瑞士法郎，可以用上五百年。我说：“可不可以永远拥有呢？” 他抬起头：“那是350 法郎。” 我心里想，多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八百年的小镇上，多加七十五法郎，就可以买到“永恒”。我俩握了握手，我走回家去。
她一直动也没动过。我挨着她坐下来，告诉她，墓地的样子，还有那一树的桃花。我感觉得到她同意了。 通话器响了，是牧师，帕瑟特.艾丁格已经到了。我下楼去迎接他，但是当我握住他的手，话却哽在喉头。我俩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上得楼来。他站在床边，其他人都跪在床脚。他诵的经文，非常美，声音充满感情，那种一个人八十年来，灵魂沉淀了所有的纯净和怀疑以后，才会有的一种圆熟。我哭了，我的妻子也哭了，我俩手握在一起，和牧师一起祈祷。太阳在云后面探出来，光线烈挞地穿过窗射进来。祈祷结束后，我们互相搀着，温柔地吻了她一下，然后大家都下楼去。牧师谁也没问，自己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打开手上的圣经。我问他要不要来点什么，他说他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需要。我问他要不要回去？我可以给他叫车。他说他想等等，等时间到了。于是，我跟每个人坐下来，跟他们每人一对一地讲了讲墓地的情况，还有那一树桃花，还有”永恒“的价格。每个人都安静地听我讲。当我讲完了，就问每个人心里觉得有意见么。每个人都说挺好。我最后讲的一个人是罗比（赫本晚年的伴侣，译者注）。当我说完，我问他觉得还行么。他说没什么意见，挺好。他话音刚落，楼上铃声响了，是吉奥瓦娜，我母亲三十五年的女仆兼朋友，大叫一声：“快上来！” ，就说不出话来了。我们飞奔上楼。
她走了。
她脸上带着一抹微笑，嘴唇轻轻张着。一滴小小的泪珠，挂在眼角，闪烁得像一粒钻石。吉奥瓦娜苍白着脸，喃喃自语，说当时她去刷洗手池了，是克丽丝塔，我母亲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朋友兼助手，再进去房间，发现她已经走了。我们紧紧搂着吉奥瓦娜，她一直不离我母亲左右，生病也在，不生病也在，好时也在，不好时也在。母亲曾跟她讲，丈夫们来了又去，但是她俩可以互相支撑直到永久。我以前常听人说，要离世的人会这样，他们爱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上路。母亲刚才的确是单独一个人。
… …
母亲下葬的那一天 …… 别人告诉我，我们这仅有1200名居民的小镇的街道上，站了25000人。”
… … 也用肖恩的这段话作为我文章的结尾吧。没有什么比它更合适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