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逻辑性思维里面，方式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结论优先，一种是内容优先。结论优先的逻辑清晰度更高，更能够提高效率。内容优先则有更强的诱导性。无论是哪两种方式，对逻辑性的要求都极高，即严格根据已知条件，推断最直接的结论。然而这也会令结论干瘪，实用性和效率较低。
而中国人的经验主义多是来源于不完全的归纳推理，尤其是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因此经常会有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缺点。优势是在初期效率极高。
结构性思维的本土化，既要兼顾原有逻辑结构，如“完全覆盖，互不交叉”、“三段论”，又要加入经验主义，一切觉传统西方逻辑性结构化思维的弊端。
比如在经典的“目的，背景，冲突，原因，解决方式”，将目的解决方式化、原因化，将解决方式或原因前置，影响目的的设定。在大多数实际案例中，目的往往不止一个，或者说如果为了达成某一个单一的目的，其解决方式，很可能造成其他外部性，故而产生其他冲突。也就是说，在传统的逻辑性结构化思维中，虽然在分类时做到了完全覆盖，互不交叉，却不能做到每一个子集，没有自相关性。而其带来的自相关性不会导致解决其中一个变量造成了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人不是电脑，不能随时将每一个案例，做虚拟变量，消除自相关影响。
举个例子，麦肯锡分析方法中的7s模型，硬件方面的战略，结构，制度；软件方面的员工，技术，方式，价值观。这七个变量大体上做到了，完全覆盖，互不干扰，然而实际上，这七个变量每个改动，一个都会对其余六个有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怎么能在出现冲突时将七个变量分开讨论呢？
下面是一个实例分析。一家中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成都公司，需要在2019年完成其2016年营收的3倍。以此为目的，我们以传统结构性思维做分析：
背景/冲突：
成都土地公开市场，土地供应量下降，价格陡增，与政府划定条件勾地难度越发增大。
可收并购土地在2017年初早已被恒大融创万科等一线开发商，看过多遍。
公司目前土地储备量仅有10万方，预计总货值不超过2016年营收。
集团现金流不足以支撑高溢价拍地。
原因：
19大前，成都市政府按兵不动，未来或将持续放量；上一轮上涨行情，成都并未见顶，土地溢价空间足。企业自身实力有限，成都市政府对地产开发的把控越来越强，不易被地产商掣肘。
待收购土地往往存在，自身土地性质，债务问题等各方面因素。
成都公司并未有明确扩张计划，土储基础。
集团不过是在当前房地产行业加速洗牌，大型开发商兼并中小开发商的趋势下，迫不得已喊出了扩营收增体量的战略，以稳定信心。实际上并没有快速扩张的基础，无论是现金流还是人才储备等。
解决方法：
积极参与公开市场小体量地块拍卖，与中大型开发商合作操盘冠名，以提升日后产品溢价。
引进一流收并购团队、委托顶级法务等。
外部招聘大量人才，完成快速扩张时期人才储备。拓宽融资方式。
说服总部调整战略，将成都公司营收目标降低。
可以看出，以上解决方式中，前三个和第四个存在矛盾。而且漏洞百出，完全没有可执行空间。如果成都公司真的要冲业绩，那么就应该扯出集团扩张的大旗，走鸡血模式。然而这条路又必定仍走不通，因为通过原因，我们知道，集团公司也是在扯淡。
如果以经验主义的方式将原因前置，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战略上看，成都公司前景渺茫，虚与委蛇，闷声发大财，一边捞钱一边给自己找后路，才是上上之选。
也就是说，结构性思维的本土化，一定要将经验列为前提；在思路上，有一定的思维定势和经验禁区。而何时以经验主义划定方向，何时以严谨的结构化思维分析，就又涉及到了东方智慧。
东方智慧可以说是辩证的，更可以说是模糊的，倚重人的经验。几百年来，西方文明以其逻辑横行天下，以类似计算机程序的方式，获得更高的效率。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无数个“1+1等于2”推出结论的思维方式会变得越发没有意义。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不能做到的模糊化处理，将给予人类文明巨大的影响。这同时也是东方文明在世界主流思想中长期缺位的结果，而随着中国崛起，将得到越来越重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