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5年8月，中共苏维埃政府针对国内逐渐恶化的抗日形势，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可不管这些，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针对红军已经进入陕甘地区，命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驻防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副司令为张学良。
此时的张学良，已经成为了国内继蒋介石之后的第二号内战头子，10月份，张学良趁红15军团刚刚组建，立足未稳，以67军军长王以哲为总指挥，纠结13个师，5个旅共计10万余人，直扑陕甘，红15军刚刚组建，人数只有7000多人，正面硬刚肯定不是对手，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刘志丹决定采用突袭战法，在距离延安30公里外的劳山歼灭了第67军110师，打死打伤一千多人，俘虏五千余人，师长何中立，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均被击毙，劳山大捷威震敌胆，10月末，徐海东又在榆林桥歼灭107师主力团，俘虏了团长高福源。
这个高福源可不一般，他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五期，颇受张学良的赏识，曾任张学良卫队营长，高福源爱兵如子，赏罚分明，在部队中威望很高，他的部队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很是爱护，长城抗战的时候高福源也率领其部队参加，与日寇血战，他是东北著名爱国将领黄显声（东北抗联的奠基人）的挚友，因此高福源拥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情怀。
徐海东严厉斥责了高福源以及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不去抗日却搞内战的行径，高福源被徐海东骂得说不出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及其他领导人都热情接待了高福源，并为其讲述革命道理，高福源深受感动，决心要说服张学良放弃内战，一致抗日。
其实自东北军被赶出关外之后，上至将军，下至士兵，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打进东北，赶走日本人，从心底里，他们是不愿意跟八竿子打不着的红军拼个你死我活的，只不过因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张学良留洋回国之后，坚定执行“一个领袖”的政策，对蒋介石是唯命是从，东北军不得不开赴西安，对于属下的心思，张学良怎么能够不明白，不过他以为“一个领袖”的政策能够救中国，但是回国这一年多以来的所见所闻，与张学良心中所想大相径庭，在南京政府对日软弱妥协之下，不仅东北没有丝毫拿回来的可能，就连华北也岌岌可危，先有《塘沽协定》，后有《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华北已经处于半独立的状态，那支在喜峰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29军被逼的几乎无立锥之地，而自己口中的领袖，还在一个劲的剿匪，中国人打中国人。
就在张学良在思考目前局势的同时，前线又传来败报——第109师被彭德怀全歼，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这件事对张学良的触动特别大，牛元峰是东北元老级别的人物，曾任东北辎重兵集团总指挥，是东北辎重兵种的奠基人，这样的人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是死在内战的战场上，何其讽刺？短短三个月，东北军便在内战的战场上损失了三个师，全部是东北军的主力，何其痛心？
恰逢高福源归队，他全力向王以哲阐述了红军愿意与东北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王以哲也不愿意再继续打内战，于是密电张学良飞往洛川，在洛川，高福源王以哲极力劝说张学良停止内战，与红军共击日寇，摇摆不定的张学良同意先与红军进行秘密接触，1936年1月，中共派李克农秘密进入洛川，与张学良见面，共同商讨抗日大计，二人相谈甚欢，张学良深受触动，建立了红军与东北军的秘密联络电台。
张学良为躲避南京耳目，在洛川成立前线指挥部，声称自己要亲自指挥剿匪，但实际上是为了更方便与中共接触，但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身处南京的蒋介石很快就听到了风声，他马上电报张学良飞往南京，名义上是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实际上是探听张学良的口风，张学良抵达南京之后，自然是对自己秘密接触共产党的事情讳莫如深，蒋介石虽然怀疑，但没有抓住把柄，但是在这一次会议上，蒋介石做的一件事令张学良彻底寒心了。
张学良麾下的第110师和109师，是死在内战的前线上，对于蒋介石而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蒋介石非但不补充兵源，更是直接下令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并且明令禁止东北军持续扩军，这明摆着是拿东北军当炮灰，张学良回到西安的第二天就飞到了洛川，并向苏区发电要求再见李克农，2月，李克农第二次奔赴洛川与张学良见面，并且与张学良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张学良还提出希望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可以飞洛川，以更高层次的会晤共商大计，4月9日，38岁的周恩来与36岁的张学良在东北军控制下的肤施（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见面，肤施会谈是一次历史性的，彻底改变中国局势走向的一次会谈！
这次会谈用晚年张学良的话说，是对自己有“拨云见日”之感，周恩来儒雅睿智的人格魅力，以及坚韧强硬的抗日决心彻底征服了张学良，张学良当即表示，自己愿意放弃内战，东北军同共产党一起携手抗日，并表示会努力争取蒋介石放攘外必先安内之国策，国共双方枪口一致对外，中共和东北军秘密签署和平协定，此后两军再无战事。
西北局势刚刚稳定，中国的南端又发生了一件大事，5月12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去世，胡汉民是当时政界少有的，无论是从威望还是资历能够抗衡蒋介石的人，他的死，使南方缺少了一名政治领袖，广东广西一直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不听南京政府的调遣，蒋介石一直想将两广收入囊中，作为自己的大后方。
胡汉民死后，蒋介石对两广军阀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从之前的拉拢，慢慢向武力清缴靠拢，为了先发制人，6月，绰号“南天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发动“六一事变”，陈济棠与李宗仁于1936年6月1日，通电全国，痛斥日寇，并要求率部北上抗日反蒋，举兵九个军共计三十万人杀到湖南，两广一家亲，广东一出，广西军阀白崇禧也不得不跟着响应，但其实，六一事变是陈济棠的假途伐虢之计，多年以后李宗仁承认，当时打出的所谓的“抗日”旗号，只不过是个幌子，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争夺中国政治的主导地位，陈济棠在发完抗日通电之后，马上致电日方驻粤领事馆道歉，并且取得了日本人的谅解与支持，日本人为陈济棠提供了大量的火器装备，而且还派遣军事顾问100多名，飞行员60多名直接参与军事部署。
陈济棠在此时发动六一事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全部分散在外围剿匪，其长江流域不过十几万人，这些人还要防着山东的韩复渠，山西的阎锡山，湖南的何健，西安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反水，陈济棠有信心在一个月之内拿下南京！
对于蒋介石而言，兵力的不足可以用武器装备来弥补，但最让蒋介石头疼的，是陈济棠打出了抗日的旗帜，当时国内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也不能一意孤行，明知道陈济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但自己却不能明目张胆地进攻粤军，不过有着几十年政治经验的蒋介石岂能被这样的小问题左右，他马上急令驻兵贵州的薛岳部进驻桂北，驻兵福建的蒋鼎文进驻粤东，调甘丽初抢先占领军事要地衡阳，陈诚与卫立煌也进驻湘赣边境，蒋介石“只给粤军留路，不给粤军留镇”的策略让陈济棠一时之间有些犹豫，生怕自己羊入虎口。
两军对垒之时，蒋介石的得力干将戴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很多年前，军统的策反人员便秘密潜入了两广内部，此时战事一开，众多将领，士兵纷纷倒戈，投向中央，在被军统策反的重灾区，空军部队，人数多的甚至逼的陈济棠不得不封管空军系统，陈济棠手下的师长李汉魂不满陈济棠所作所为，“挂印封金”到香港之后，发布“拥蒋反陈”的电文，广东军政人员李洁之，张健，何涛也发表电文揭露陈济棠假借抗日，实则谋权的野心，7月5日，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倒戈，成为了压死陈济棠的最后一棵稻草，随后陈济棠手下师长巫剑虹，张达相继反水，邓龙光，萧佛成也离粤而去，两个月的时间，陈济棠从佣兵三十万的南天王，混成了光杆司令，7月18日，四面楚歌的陈济棠宣布下野，出走香港。
其实陈济棠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阀，他治粤7年，期间整顿污吏，修建校馆，大力发展经济，保护农业，还是颇有建树的，在当时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只不过最后一步“假借抗日之名，实谋政治之权”着实是臭子，在当时抗日情绪如此高涨的情况下，民众的国家情怀不容愚弄。
在解决掉广东之后，蒋介石剑指广西，白崇禧，李宗仁主动对中央示弱，要求缓和局势，恢复原态，蒋介石不依，并派出五十万大军威逼广西，白崇禧，李宗仁发电称决定竭广西一省之力，以死相拼，对蒋介石而言，他也害怕他的主力部队陷入广西苦战的泥潭中，黄绍竑，程潜，居正，刘斐都劝蒋介石以抗日为先，拜把子兄弟冯玉祥更是亲上庐山劝戒蒋介石，蒋介石深思熟虑之后，要求李宗仁飞入南京成为质子，白崇禧也要全国通电服从南京政府领导，李白二人无奈之下，也只能同意，两广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六一事变，使得之前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的两广，重新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管辖范围，大大提高了南京政府的军事，经济实力，而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使得蒋介石的个人威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顺应了目前，日益高涨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众愿望。
对于当前局势而言，最为严峻的，依旧是抗日，早在1月2日，一件发生在国外的大事彻底震动了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