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费正清研究中国的代表之作《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近日终得偿所愿，籍以品读。不过在未深入其内容、结论、观点、史料等要素之中前，却被一句话做牵绊，摘录如下：“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更爱以历史的角度观察自身，他们强烈的感受到传统的存在”。并不是这句话的立意有多么深远、有多么新颖。而是莫名的引起了一种共鸣，一种关于现状反思的共鸣。不过最大的审视却不在此，乃是这种历史角度的观察是否任然保留在中国文化之中。

    黑格尔在1818年柏林大学开讲词中讲到：“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困苦之后，他们首先致力于他们现实生活的复兴，等到这一切都纳入轨道后，思想的事业将重新回到他自己的原地，而复兴的程度，全在于他在思想上占据的高度”。我想这句话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华民族之中来的。正如吴晓明先生讲的那样“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们恶补了30年，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海德格尔在20世纪便发出了“思想的事情耽搁久矣”的感叹!我想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借口来拒绝“返回最初的哲学去寻找解决之道”。

   每当社会现状步入困境之中时，思想启蒙的任务便会被提上日程。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法国大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80年代的真理问题大讨论，这些伟大的启蒙运动，无一不是发生在社会极度困厄之中的。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同中国的启蒙鉴于社会的复杂性在近代是没有彻底完成的，再加上我们从国外所学来的各色世界观、方法论、政治理论、经济形式等等，都需要我们对现有思想进行一次剖析，并一直沿着指导实践的方向不断努力。

    去秉承法国大哲学家福柯所讲的：“启蒙并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将思想的事业继续下去。

   而“正如了解西方必须杜柏拉图、苏格拉底”一样.了解中国便要求了解孔孟老庄，追本溯源，这乃是返回最初的哲学去寻找解决之道的良好途径。

    参照《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中的论点：忠、孝、仁、悌友、信乃至封建时代奉为圭臬的三纲五常，最晚不过春秋战国，竟已发达成熟，并部分丧失贵族化，向平民阶层转移，于是也出现了亘古未有的社会伦理大讨论。儒家讲忠孝、讲礼仪,道家讲无为、法自然，法家讲自我、求利己，墨家将兼爱、兴利除害。各家各派、各有所言、各有所主，我不试图对诸家的信条进行对比对，更不抑扬何者，只捡其中只言片语，以一个后来者的身份，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努力去感受一下传统的存在。涉及的哲学、经学方面的内容，又不甚了解难免有疏漏，但心中之言又似不吐不快，思量之后仍决心动笔。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免自己有“见木不见林”过失，岂不饮恨。

    儒家《大学》篇中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里既是讲国君的两种形态，但似乎可以普及开来，推及为在上位的和在下位的每个人的一个标准来衡量。“君子逐义而小人逐利”。这个观点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古者陶朱公可谓是逐利的一大成者，吕不韦自有经国安邦之才，不也精通敛财之法，西汉刘晏为武帝理财，对大一统盛世的功勋自不必多提，北宋王安石、兴天下之利聚于汴都，使赵宋皇朝一时向荣，明代万历张居正一条鞭法不也在为国聚利吗？此上诸人安能谓之不义？其实关键不在于发财聚利，而在以身发财或以财发身。以上诸人皆以财发身者不能不谓之仁，不谓之义，不谓之君子。而以身发财者似秦国赵高，东汉梁冀，西晋石崇，李唐杨国忠，北宋蔡京，朱明王振，满清和珅数人又安能谓之仁，谓之义。如是，发财逐利并非仁义根本，其手段、目的乃是关键。

   古者有言“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而志乃是以身发财或以财发身的分水点。上文中的大贪大佞中不乏有志者，可惜志未合乎仁，未合乎义。近代中国的第一号大儒生曾国藩，不也“累世历农’,朱洪武太祖不也曾化缘继日，再者，仁德之君刘备也曾做过织席贩履之人，汉高祖刘邦也曾四小小泗水亭长、酒肉之徒、游手好闲之辈。此辈贫者，却皆有鸿鹄之志。如是，贫者，立以身发财之志者似为不妥，立以财发身之志，虽未及言好，却不至于邪。

老聃之后的衣钵继起者庄子也曾说：“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这样的思想，连同儒，墨等各家，皆很难在那个诸侯蜂起，大国角力的年代得到共鸣，因为这是个“信仰缺失，道德丧失的时代”他们的提法似乎有些不合实际，但放置于当下，其意义自是巨大，从历史角度审视自身，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

    自明清以降，分化出来的文士，其气节早已消磨殆尽，正如梁启超所言“上流无用，下流无耻”。试着找寻其原因，原本固化的四民阶层社会被现代文明撞破，各阶层开始流动。而西潮的东渐，又使得中国“间接的继承了西洋的道统，而吸收其中心思想”。其中金钱主义，功利主义自然不可避免，又似乎与韩非法家的主张颇有相似。

    《韩非子·备内》中有言：舆人成舆，则欲使人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使人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富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死也“。这本是在讲国君要防止身边的大臣、子女等人，而似乎完全被引用到商业交换上来。

     韩非子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统统归纳于利益纠葛之中，这所体现的正是法家所主的利己主义道德。 他将各种社会关系全部用“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概括。暂且称之为无情的理性吧！这些理论本是用作于封建时代的统治之术，却可以很明确的在当下找到其后来的魂灵复兴者。而这套理论在汉之后与儒家相杂糅形成了后世的道统，早已侵入到可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得儒家的道德体系全盘重铸，由此前的体质之上的一套理论转变为体制之下的一套法统，丧失了之前的理论性，而更多的加进去了法家的功利主义，而且也不再仅仅是在政治层面了，尤其开始在经济方面蔓延。

   近代西方思潮的东渐就更使得这类逐利主义扩大，而社会动荡又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商人乱发横财，早已丧失了儒道先贤所讲的利益观念，为富不仁的现象层出不穷。并没有尽到其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的物质力量已经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发展了，而在道德观念层面，我们经由丧乱，却早已丧失了初来入世时的信念，变得被近代的小资思想所左右，我想我们是时候在进行现实生活的复兴时，在思想的世界里，能够停下脚，好好的做一个总结和发展，让思想能够占据更高的高度，这样我们的复兴程度将会是不可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