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升级与摆脱窘境
硅谷已经out了，大家要硬起来
之前我们理解的创新是很有钱的巨大公司通过设研究院聘请专家花很多年研发产品。但是，美国的创新，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创新是一帮小公司做的。因为大公司的效率转化是极低的，很多科研成果需要好多年才能搞出来。
诺贝尔奖得奖者一般在30岁左右做出成绩，但评委需要50年左右去验证他们的东西的价值，才评奖。但现在很多科研成果已经运用在市场上了，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得不加快颁奖的速度。
过去是顺势推动，高校找一帮人慢慢去研发、转化，最后推向市场，效率极低。现在变成谁来选择哪些科研应该被推到市场。所以，美国现在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去高校里找最好的专利，然后跟专利所有人谈，差不多要5～8年的时间，要有上千万美元的投入，才能孵化出一个产品，然后推向市场。这些公司往往是优中选优的，因为但凡它的科技不够好，或研发中途发现没有前途，它的经费就断了，这个公司就死了，所以要成功难度和风险都是非常大的，但是一旦成功这个产品，包括这个科技必然是最强的。真正做上市的时候，它一定是世界最优的，一旦上市，往往很快就能上升成真正的跨国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是某个领域里的先进科技企业，别人可能未必会了解，除非是业内人士。
各个行业里的颠覆者组织到一起，我认为才真正地改变了全球的科技，包括各个产业的格局。互联网相对而言有它的价值，但是它并不是全部，甚至可以说只是比较小的一部分。
大企业并不会因为小企业的竞争立刻就消亡，因为当一个企业做大了以后，它就有了持续提供服务和持续提供产品的能力，就平台化了。
比如腾讯，它原来只提供QQ服务，但是它一旦平台化，一旦有众多数量的用户，它就可以搭载别人的业务了。
当它平台化以后，如果它承担了更多的服务，而且都能够有所保障的话，它其实就有了生命的延续。但是要自我革命概率就非常低的，要完成革命，往往要靠并购。
即使号称拆散成了无数个内部创业公司的Google，它的自我革命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公司一大，人员必然臃肿，这是一个不可解的问题。话说回来，是不是非得要解？
人类进化到今天，成了地球上的统治物种，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追求长生不老，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追求他们的后代更优秀。
企业其实也是一样，商学院的教授们拿着大公司的钱帮它们研究大企业如何不朽，但真实的情况是无数个小公司在不断地冲击大公司。这些年小公司成长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快到很多优秀的小公司，大公司还没机会收，就已经大到它收不了了。
出现这个现象的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风险投资。小公司靠利润滚动来积累和发展是很慢的。但是，人们如果觉得他的未来很可观，就会通过风险投资来帮助他们快速长大，抵御大公司并购。
另外一个原因是积木式创新。过去的企业是内生式的发展，研发，设计，生产，全球去铺渠道，全球做营销。基本上是线性的，一件事一件事地做完，才能把这个企业做大，要做到全球化基本上都要百年。
但是，现在有了互联网，全球越来越平了，大家的协作越来越密切。国家之间的差异消失了，全球都是通用的商业规则，包括信用都是统一的了。合作双方的信用都可以事先了解到，所以很容易找到合作伙伴。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出现以后，大家都愿意跟他一起拼积木。大公司需要的所有功能，现在用一个叫“产业生态”的办法就做出来了。这个公司的成长速度就会变得极快，大公司已经收购不了了。
同时，因为它用的是产业生态的办法，所以和过去的企业经营有两个地方不同。第一个不同，企业规模比过去小多了。
第二个不同，因为它自己的员工数量很少，所以靠协同做事。领导者要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带动大家，让大家感受到其个人魅力、个人号召力、领导力，让大家跟着他一起协同。毕竟，大家跟我没有从属关系，之所以跟我协同是因为共同的愿景。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协同生态造成的。
硅谷曾经辉煌过，而且确实是很多创新公司的源头，甚至可以说是风险投资的一个主要的源头。但是今天，创新已经扩散到了全美，创新现在的主流模式是一个企业家从高校拿到科技成果以后，做5～8年的研发，把这个产品做上市。可想而知，真正需要的协作者是高校那个科技发明人，就是教授。现在的创新企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我称之为“双长制”。一定有一个特别棒的CEO，加上一个特别棒的教授，只要这两个条件具备，这个公司应该就差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创业不再是和硅谷相关，而是和高校相关。所以，今天美国的创业公司呈一个扩散状态，但是扩散背后的深层次的原理是都在高校周边。
硅谷依然有它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已经发生了转化。第一代硅谷是电子产业的硅谷、是硬件的硅谷（如惠普和英特尔）。现在，这个硬件还在延续，但已经不是主流了。
第二代硅谷是互联网的硅谷，包括这之前的软件的硅谷，（如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但这个硅谷的核心不是科技，而是创新，是反传统，甚至有一点点反社会，因为这些人初出茅庐的时候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而且和社会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
如今，第二代还存在着，因为它没什么壁垒，互联网公司就是靠业务模式创新。如果你出了一个新的业务模式，要想让人不抄袭，想要创业成功，就必须得加速快跑，越快越好。最好快到当你的用户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始滚雪球了，新用户加入一定先选你这个应用的时候，你就赢了。前提就是，你的增长要越快越好。
这种模式，现在全世界都扩散出去了，但是硅谷依然有它的优势。全世界技术最好的人依然愿意跑到硅谷去找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在硅谷可能被下一个Facebook这样的公司雇到，这样的这个公司一上市，自己后半辈子就不用干活了。
风险投资家也喜欢轻资产而且加速快跑的投资模式。也许几年就做出来成了Facebook，死掉了也无所谓，因为风险投资本来就是投风险的。这种砸大钱、找牛人、玩命快跑的模式在硅谷是最显眼的。
但是，这个模式有它的局限性，因为符合这个模式的公司数量不会太多，全世界各个行业不会因为业务模式被全部颠覆。真正搞生产的公司还是要产品过硬才行，绝大多数领域里面是没有产品模式创新的。或者说，当一个领域里的一个公司启动了产品模式创新以后，很多传统领域的人就可以学会了。
比如图书领域，美国出了个亚马逊模式创新，在网上卖图书。那么，卖运动衣的传统公司因此受启发，就会开网店去卖运动衣。就不会再有另一个在网上卖运动衣的电商公司崛起了，因为传统公司在借鉴业务模式上也不慢。所以这种时候，业务模式的机会其实是相当狭窄的，这个还有点硅谷特色。
积木式创新
其实，硅谷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硅谷里面有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好高校，旧金山北边也有一流的好大学，很多创业公司都是围绕着这些大学来的。但是坦白讲，这种创业已经不是硅谷特色了，而是新的一轮开放式创新的明显特色，就是围绕高校、利用知识产权来创业。
造成今天硅谷现状的因素都仍然存在，但是曾经属于硅谷特色的部分，并不是未来特别重的一部分，真正重的部分硅谷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创业者最不适应的就是无缝整合，就是一堆规则，因为没有一个创业者是在大公司里干了好几十年出身的，你给他一堆规则反倒束缚他了。
美国的工业机器人是用来思考的，Rethink Robotics的设计原则就是：我本身就不是让你来支持我，让你来懂我，应该是我来懂你。
所以，它的要求是：任何一个创业者、一个创新者，只要能够做出一个产品，我的机器人照着模仿一遍，就能把它做出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来。不需要你懂我，不需要创业者会编程，我的机器人会学你。而日本、德国的机器人都没有这种学习能力，也没有这个柔性，高下立现。
前面讲过，未来的趋势将是由这些小公司的创新者带动的，而不是大公司持续地去创新、创业。这种时候，就要求所有资源应该以小公司的创新者为核心来配套。
全球工业集群最亮眼的一颗明星叫Rethink，而它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教授创办的。
如果说开放式创新是个大帽子，积木式创新就是开放式创新的一种。积木式创新的特点，就是它的科技来自高校，高校是其中一块积木。而企业家是核心积木，把高校积木拿进来，协同研发者做积木，然后再生产销售这些积木，围绕它做起来。
算法没有专利
另一个类型是什么呢？现在很多时髦的技术，比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它们的研发者往往研发出来的只是一个算法。这个算法往往还是公开的，除了一些技术秘密，即便研发者对这个算法用得最熟，但却很难保证研发者一定是掌握得最好的，因为别人看到这算法以后没准儿也能掌握。
专利是即使你掌握了同样的技术还是做不了，因为专利有专利权。可是，算法没有专利，你能掌握就拿去做好了。
战胜了李世石的AlphaGo背后的公司叫DeepMind，被谷歌收购了。这家公司之所以有进步，也是因为有一个加拿大的教授Demis Hassabis，他发明了一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算法。这个算法被业内普遍接受了，所以现在人工智能的整体水平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但是，没有人会给这位教授钱。这一学术成果一旦公布，就是全社会共享的资源。这种开源（Open Source，开放源码），就是软件项目上的公共协作。
美国TED的负责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群体加速的创新”理论：如果每个人的创新都可以共享，而且可以辅用，最后这个创新一定会越来越快，因为每个人都会跟人比，要在别人的创新技术上往前再走一步。
但是这个理论的存在的问题是它是没壁垒的。你发展得快，我可以比你更快，所以今天你看似领先，明天可能就会被我超越，因为你领先的所有东西我都可以学走。
开放式创新
《异类》它的核心理论是一万小时理论。任何一个人要成为专家都要花一万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一万小时理论有点失灵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over qualified，就是过于合格了。
比如，我们在海外投项目会请律师，虽然律师都有专攻，有些只做企业的案子，有些只做投资的案子，我们去找懂投资的律师就行了，但是，没有一个做投资案子的律师是只懂投资的，他一定学过《民法》《刑法》等。
我们毕业后出来工作，往往只能用到我们学习的知识的十分之一，有些人甚至十分之一都用不到，但其他东西并不会白学，这些都是积累，相当于你已经积累了9000小时，等到一个新的突破出来，你不是从零开始学，只需要补上最后的1000小时，甚至100小时的功课就行了。
1000小时有多久？一天如果学8小时的话，就是125天，也就是4个月。所以，这种开放式创新，如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这些领域，一个企业做出突破来能比别人领先其实也就是4个月。
带来的问题就是竞争过于残酷了。我们都认为IT是一个知识含量很高的工作，但是我们又把IT从业者叫作码农或者IT民工。因为知识含量再高，壁垒不够的时候，薪水也会下降，何况现在几乎人人都是over qualified，一旦一个新知识上来，大家都会迅速涌入这个领域。所以我预期，这几个开放领域都会特别热，这个热度会造成这几个领域的专家数量极度膨胀。
这尤其适用于现在这些软件及开源项目，包括很时髦的项目。综上所述，这两个合起来，一个是有专利壁垒的，一个是没有专利壁垒的，但是总的格局都是开放式的。不像以前那样全部在公司内部搞，都是跟人大量协作的，所以我们统一称其为“开放式创新”。
开放式创新的两个特点
其实，开放式创新的作用不光是速度加快了，而是社会进入了一个指数级增长期。这个指数级增长期其实从工业革命时期就进入了。指数级增长的特点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点上往前看一定是平的，因为前面一定比你差很多，往后面看一定是陡的，因为会越来越快。
在指数级增长这个曲线上，任何一个点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坏的。未来一定比现在好，过去一定是坏的，所以我们是在中间位置。这是开放式创新第一个特点，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快。
第二个特点，同时有很多其他的特质造成未来越来越快，一个特质就是协同越来越强，而且协同的复杂度越来越高。协同性越来越复杂，搞一个产品，协作的单位就会越来越多，现在10家、8家公司一起协同搞一个东西特别正常。
这个特点带来一个要求，也是现在美国的一个创业趋势，叫作“城市化趋势”，就是大城市的创业者多起来了。因为协同很复杂，就要多家都凑在一起。协同办公的好处并不仅仅是省了办公费用，而是大量的公司可以直接到办公场所的会议室开会。一碰头，就开始协同研发了。从这一点上来讲，协作的深度就大大增加了。
人类历史中，协作的深度一直是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今天，我们无疑是又进入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协作。过去的协作基本上都以贸易为主，它的长期性不够。未来的协作都是研发的协作，甚至大家要在一起干好几年，才能搞出东西来。
中国式创新的挑战
中国式创新既有挑战，也有机会。挑战就是我们对创新的理解不够，我们以为创新就是拍脑门，以为创新就是多出几个乔布斯。
创新的核心是各个复杂单位的高度协同，而不是拍脑门。协同要求各个小的细分单位都有优秀者，他们把积木搭起来，就会出现好多创新。这实际上是协作，是一个网络结构的协作。这是第一。
第二，这个协作主导者是完成创新核心步骤的那家公司，它是要把科技固化成产品的。产品化往往是协同的结果，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家是产品化的主导者，他们的核心就是把一个科技发明转化成产品。而中国这个人群整体缺失，中国高校的科研出不来，企业不知道怎么把科研产品化。我们的政府虽然鼓励高校教授创业，但是产品化这件事是企业经营，需要个好的CEO。CEO和科学家的素质是不同的，所以，要求一个教授创业，又要懂研发，又要懂企业管理。理论上讲有可能，但实际上成功率会很低，因为两种能力集于一身的牛人实在太罕见了。
乔布斯伟大在他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他善于把最前沿的科技整合到自己的产品里，然后推向市场，使得一个科技进入市场的速度大大加快，造福社会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
我们可以用战争来类比商业，商业应该是二者的结合。要用最好的科技，用科技形成坦克。但是，不是纯科技就有用的，要用适应科技的所谓商业模式、战略战术来做调整，使得科技的能力被放到最大化。科技是高效的发明，但是科技的能力如何最大化，这个就是CEO的贡献。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研发出坦克的人，但他们是能研究出闪电战的人。
中国式创新的机会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企业家，是一个懂得基于科技做闪电战的人，你可以借助你的市场优势反过来对科技实现控制，也就是你能把坦克的专利买下来。
这就是中国的危险带来的另一个机会，我们的危险是没有这群人才把科技产品化。那么，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有市场，我们有钱。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制造能力。
中国在能力上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不是世界第一，而是世界唯一具有大规模的复杂产品的开放制造能力的国家。大规模的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德国有，韩国有，日本也有，但是它们不对外开放，这就是为什么iPhone只能到中国造。中国沿海有一大堆OEM（原始设备制造商），就是专门开放给第三方做大规模制造的。
这个能力其实不简单，很多跨国企业是没有的。内部协调可以，对外它没法做，因为它不会，更别说复杂产品的开放制造了。美国人自己在作坊里能鼓捣出特别复杂，但是不能大规模制造的产品。
《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有句名言：“我们想要一辆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这也是现在硅谷的问题之一，它喜欢轻模式，喜欢投完了以后迅速膨胀，最起码投涨1000倍。他们追求的并不是知识产业，而是能投中Facebook就中奖，因为就算其他投资都失败，在硅谷的VC里仍会排第一。这种时候，他们会重软轻硬，因为软的成长速度快，成为Facebook的机会更大，所以美国的硬件企业日子不好过。
这时，中国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第一个优势，大规模制造对中国不是事儿。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美国人也有，但是大规模就不行。
中国还有一个优势，我们的经济是快速发展起来的。其间，我们对环境的适应和迅速反应的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制造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大优势
我们往往会去贬低制造业，过去有个“微笑曲线”，似乎研发端是好样的，营销顾客端是好样的，制造业最不值钱。但是，前提是什么？我认为一个东西值不值钱，要看它在产业链里面有没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和控制力。如果你是唯一的，你就值钱。
Windows这个电脑操作系统值钱是因为软件有一堆、硬件有一堆，只有Windows是唯一的，唯一性就决定了赚不赚钱。
这个唯一性它体现在为创新者代工上，比如美国新搞出来一个产品，他们都会找到深圳找人帮他们生产。这说明只有中国能够制造，尤其是复杂的产品。
比如Terrafugia飞行汽车，你想到美国设一个汽车厂，根本没戏。只有在中国，找个汽车厂改改就能帮你生产了。
大规模的制造能力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尤其是针对第三方的、开放的大规模制造能力真的是不容易。现在，全世界企业都往中国跑。虽然美国人可能在开源领域领跑我们4～6个月，但一到设厂的环节就会比我们晚一年半、两年，加到一起我们会后发先至。他们实际上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所以，他们跟我们合作是强强联手，把他们的研发优势和我们的制造优势结合。如果不合作，指不定谁赢谁呢。
其实，全世界的经济规则都是很简单、很容易理解的，只要不断地往外卖东西，经济就会发达。美国过去经济为什么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们向世界卖东西。中国也是一样，过去30年，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制造业不断往全世界卖东西。现在，很多人说，我们需要靠拉动内需来补足，这只是一个次要的部分。但如果我们的制造业不能振兴，内需一定也拉不起来。
中国现在讲“双创”，鼓励创业、创新，鼓励海归回来创业，鼓励科技人员创业。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最该鼓励的是我们的制造业如何和世界先进科技结合，实现下一次升级。
我们的制造业如果能和世界最前沿的科技结合，我们的制造业也一定是最好的。以前的结合是和世界500强谈，我们只能赚到一点代工费。现在，它们都是一些小企业，不光需要你的制造能力，还需要你的市场和投资。你三位一体跟它合作的话，你至少是它的二股东，甚至还会变成大股东。所以，这种时候获取的利益和在这个产业中的控制力是远远高于以前的。而且，这种操作是完全市场化的，不违背任何WTO原则。我们是用市场化的手段，光明正大地帮助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实现科技突破。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光荣。
我们一直认为似乎当不了创新的原创者就不过瘾，就代表你不够强，所以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自主创新。薛兆丰老师有一句话：“创新就是个技能。”能掌握就是好样的，至于从哪儿掌握，当然是从最先进的地方学来。
我们的制造业到今天有优势，也是因为我们跟世界500强学的。他们的制造技术无疑是最好的，我们学完了以后又加上一个开放性，我们就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因为世界500强当时不够开放，是被逼着把技术转让给了我们，被逼着教我们怎么开放的。结果没想到，我们变成世界最好的了。
那么，未来我们能不能和世界最先进的科研企业、研发企业学习，把研发也通过学习达到世界最好，变成全球创新最领先的呢？这种自主、不自主，我觉得只是个过程，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就是好样的，这时候没有必要追求结果。
不需要每个部分都创新
现在，整个创新产业链是个复杂结构，不代表每一部分都要创新。
一个创新的产业链里绝大部分其实不新。有人承担创新，有人承担协同，有人承担广告，有人承担渠道，有人承担生产。不是每个部分都需要创新，每个部分都创新反倒坏了，因为整个系统就构建不成了，整个创新就乱了。
独特性是第一位的，只要你有，别人没有，你就会赚大钱。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中东可以致富是因为有石油，石油是整个科技工业革命很重要的一种能源。
我们要衡量的是，哪个产业链的哪个环节能够被中国人实施强大的控制。一旦我们能控制，即使不创新，也会反过来控制那个有创新的部分。科技革命时代的石油就是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因为这时候能源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复杂产品要量产不容易。如果这个能力只有中国人有，我们就等于是石油输出国一样，就能够享受到超额的利润。这种时候，从结果的角度来看，谈自主创新不如谈对创新产业链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