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曹大师发给我一张截图，是我最喜欢的《汉书·货殖传》的一段，说很适合我，确实，那是修行的方向，所幸已经在路上，看来曹大师对我寄望甚高，愈发的要朝夕孜孜、躬素士之业，不能有半分懈怠，特心怀恭敬，将此段话摘录如下：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秧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曹大师旁批有言：“此言可喻今之为商者也，浮沉商海岂易为哉”。
大道一以贯之、亘古未变，这么一小段话，高度凝练出一个商人可以做到的极致。
《货殖传》讲述自春秋末年至西汉前期最声名卓著的商人及其从事生业致富的情况。所谓货殖，是货物流通、产生交易从而创造财富的增长。自春秋至西汉数百年间，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分水岭。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思想激辩，各行各业都大有发展，有很多商业代表，为推动着历史前进发挥重要作用。《史记》和《汉书》都有《货殖传》，能够编入正史，本身就说明在历史进程中是大放异彩、无法忽视的群体，深刻描绘了当时很多货殖人物及其生财致富活动，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为后人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史料论据。《史记》和《汉书》传写的人物事迹及活动情况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司马迁和班固的意识形态和写作主导有根本的差异。司马迁身处的时代注定其思想开明，偏向于反对“重农抑商”，强调人人都有求富的权利，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班固则信奉“重农抑商”，强调“贵谊(义)而贱利”，主张“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故他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两大史家马、班的不同思想主导，是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极大的，我们知道班固的意识在古代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而即便如此，从这段话中也能明显的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赞誉之气。
白圭，名丹，战国时期洛阳（周）人。相传其师傅为鬼谷子，鬼谷子得一“金书”，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白圭曾在魏惠王时期为相，后来到齐、秦，也是一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货殖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商圣。
我们看《汉书》对其的描述，“李克（即李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李悝变法主张重农，而白圭却总是体察时势的变化，巴菲特的“人贪婪的时候恐惧、人恐惧的时候贪婪”与白圭主张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他自身勤俭持家，不奢靡浪费，不享受酒色美食，与属下同甘共苦、共同进退。一旦行动，就如狮子搏兔、一击即中。所以白圭总结要求从商需要像伊尹吕尚一样的谋划，运筹帷幄；像孙子吴起一样的用兵，风林火山；像商鞅一样的执法，法到令行，行商既要品行自律、清心自守，还要兼具道、兵、法、纵横的思想精华，而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现世的商业巨擎，是不是都具有相同的品质。而行商之术要求在智力上通达权变，行动上勇于决断，要取舍有度，该得得，该舍舍，还要守得住原则，经得起诱惑，战胜内心的贪婪，只有完成这些修炼才有成为商业骄子的可能。
白圭之所以成为商业鼻祖，正是因为这2000多年前的一段话是亿万从商者的修行纲领，虽还未至，心向往之，方向既定，且一意打磨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