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近现代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被鲁迅称之为“中国当代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说自己是《红楼梦》里的香菱，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一位。

她的一生都在贫病交迫中挣扎，文学给了她力量和希望，却没有改变她最终的结局，年仅三十一岁便在香港含恨而终，令人扼腕叹息。

（一）

萧红的童年是整个人生悲剧的开始。

1911年6月，萧红出生在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户殷实人家。然而好景不长，9岁时母亲病故。母亲病故当年，父亲便新娶他人。

父亲曾任当时的呼兰小学校长、通俗出版社社长、省教育厅秘书等职。在萧红眼里，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去人性”，对她和祖父“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似的乐器震动着。”

这些童年缺爱的经历烙在她心灵上的烙印有多深，对成长的影响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祖父非常疼爱她。小时候，她常跟祖父在后花园里做游戏，栽花、拔草、种菜、捉蝴蝶等。这个后花园堪称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成为了后来《呼兰河传》里的大花园。

祖父教她少小离家老大回，教她几度呼童扫不开，教她桃花依旧笑春风，她觉得越念越好听，越念越有趣味。

祖父留给了她许多童年美好的记忆，并完成了对她的文学启蒙。但是童年寂寞又单调的经历使她一辈子都在不断地寻找一个依靠，而过度的依赖心理并没有带给她幸福。

（二）

长大后，命运并没有垂青萧红。

父亲将他许配给了当时的富二代汪恩甲。萧红不满意父亲包办婚姻，与大表哥陆哲舜私奔到了北平，尽管此时大表哥已有妻室。

陆哲舜许诺萧红，自己将与妻子离婚。可是，失去了家里经济支持的大表哥，很快在现实面前丢掉了高高举起的爱情大旗。

他逃回了老家，回到了妻子身边。这是萧红第一次被抛弃。

女儿逃婚私奔令父亲颜面尽失。萧红返家后即被父亲软禁，后设法出逃至哈尔滨。饥寒交迫之下，她投靠了在哈尔滨上学的汪恩甲。

难以想象，他居然去投靠了当年的逃婚对象。是不是让人有一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觉？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汪恩甲居然收留了萧红。

真真让人觉得：这婚白逃了！

俩人同居后不久，萧红怀孕了。

汪恩甲的大哥给弟弟断了经济来源，巨大的生活压力促使汪恩甲不辞而别。萧红第二次被自己认为可以依靠的男人抛弃。

（三）

举步维艰之际，萧红写信向《国际协报》求助，萧军受人之托去看望已经快要临盆的萧红。

“一张近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的眼睛，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这是萧军对萧红的第一印象。

他们在一起了。物质上的极度匮乏常常使他们食不果腹。他们度过了一段只要相依活下去便心满意足的日子。

萧红生下汪恩甲的孩子后就将之送了人。这种近乎绝情的讨好与巴结并没有赢得萧军持续的爱。

虽然他们对彼此的才能是欣赏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生活上会有矛盾，并且矛盾迭出。

萧红多愁善感，自尊心强，依赖心也强。而萧军是一个强势霸道，甚至有点简单粗暴的人。

萧军说：“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我的灵魂比较粗大、宽宏一些。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的，她会感到它——这样的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她曾骂我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的确伤害了我，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灵魂，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

当萧军以恩人自居时，萧红敏感的自尊再次受到严重挑战。1938年，已经怀孕了的萧红，向萧军提出分手。

萧红曾说，和萧军分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结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

萧红的第四个男人叫端木蕻良，他娶了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萧红的唯一一次婚姻，给了端木。但这份感情有多少诚意可在，是值得商榷的。

抗战局势紧张时，端木拿走了唯一的一张船票逃走了，留下了大着肚子的萧红。

等到萧红只身逃难到达香港时，身体已经积劳成疾。端木经常不见踪影，陪在他身边的，经常只有好朋友骆宾基。

萧红对骆宾基说：“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或许不会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

寻一个依靠，依靠却永不可得。

“我所有的不幸就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身为一名进步作家，却对自己的性别有着深深的自卑。她一次次将自己和盘托出，又一次次被弃之如敝履。究竟是时代的原因还是个人的悲剧？

去世前，她在纸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四）

精神的苦痛不断开拓着萧红文学道路的广度和宽度。

萧红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没有自我意识，在男权社会的重压下，连呼吸都带着沉重。《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生死场》里的王婆、月英，都成为了旧社会女性悲剧的典型人物。

更重要的是，她的文学作品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赏识。曾有人说鲁迅像萧红的慈父，萧红听后马上纠正说：“不对！应该说像祖父一样。”

萧红成了鲁迅先生家的常客，并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闯入了上海文坛。

她不太讲究“写作技法”，但她对传统的批判，诗样的表达，更接近文学本质的特质使得鲁迅非常欣赏她，多次在同行中推荐她的作品。

有人说，如果没有鲁迅，文坛上很可能就不会有萧红这个名字。萧红的《生死场》即是由鲁迅先生亲自把关、写序，还邀请胡风写了跋。

萧红特殊的经历使她成为了一个不太通人情世故的人，但她与鲁迅能够成为忘年交，与他们相似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们都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从小的成长环境有些类似，对童年的记忆，对故乡的风俗，都有着莫名的亲近感。

萧红在香港的两年，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呼兰河传》。

茅盾先生称《呼兰河传》为“一篇叙事诗，一副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从此多了鲜亮的一笔色彩。

香港《亚洲周刊》曾评选一百部中国百年长篇经典小说，萧红的《呼兰河传》名列第九。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萧红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研究。关于她的纪录片、电影不断问世，一代才女的生平走上了大银幕，走进了更多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