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一则新闻引起全网范围内的大讨论。新闻内容大致为中国一科研团队宣称，一对基因编辑婴儿顺利出生。通过基因修改，她们出生后即可天然抵抗艾滋病。有人认为这一技术来的不合时宜，有的人认为这突破伦理道德底线，更有甚者要求国家法办这一科研团队。
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自由持有其观点的权利。作为一名文科生，我无法用专业的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但我会采取我的视角，来发表我的评论。
首先，我并不肯定贺建奎团队的行为。因为它的确是在现行社会下，挑战人类最基本的伦理观，这和天理循环的东西是相违背的。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研究，这是事先要说明的。
但我以为，一项技术无论是否合乎伦理，无论技术是否成熟，无论是否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无论是否坚固社会壁垒，人类的技术终将要前进。如若被公众反对，那么大体有以下两点缘由：1、人类自身不够强大。2、这项技术太过超前，伦理超越了需求。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难道就没有将人作为实验体的伟大实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爱德华.琴纳将牛痘中的脓水注射入一位农民的儿子体内时，有世人认为琴纳拿人做实验的行为是错误的吗？这正是由于当时人类被肆虐的天花折磨到无可奈何，人们对于战胜疾病的需求超越了伦理。这也正是琴纳不仅没有被钉在耻辱柱上，反而成为了英雄。
由此可见，人的利己心才是人评价事情对错的根本标准，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超越伦理。何况事实上，一些人嘴上说着否定，行动起来心里又是肯定的，毫无疑问他们接受了尼采的法则，即：“我否定五次”之后，“我的新思路却走向肯定”。
而这件事情站在个人角度上，是毫无疑问损害利益的，但如若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却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三体》中，两名面壁者的命运迥异。比尔.希恩斯的表面战略意图，即是通过“思想钢印”来推进人类大脑进化，提升人工智能；曼努尔.雷迪亚兹的表面战略意图是用恒星级氢弹攻击三体，实际则拿全人类的生命做筹码要挟三体。前者即便被破壁，也依然身居高位，而后者则被愤怒的民众所杀死。可见人在自身利益受损，乃至惊恐的状态下，会全然不顾大局。
而如今愤怒的人们，也是技术面前的惊弓之鸟。那人们又在怕些什么呢？
其一，人们担心将来的基因改造人对于自身的健康造成危害。在各大社交网站的评论区，不乏有网友提出以下疑问：“接受过基因改造的人，如果去献血，会不会造成社会危害？”“他们会不会成为社会危害？”很显然，即便有官方澄清，人们对于“基因改造人”的恐惧感仍然久久不能消除。当下，人们连反复澄清的转基因食品都将信将疑，更何况一个违背伦理的造物的出现呢？
其二，人们担心自己糊里糊涂间成为实验品。贺建奎团队在实验品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使用人做实验品是其突破伦理的最主要的点。那么，任意一对夫妇都有可能更多实验的实验品，特别是类似技术更加纯熟的未来。
其三，人们担心基因改造人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根据我们的生活伦理，这些受改造者在本质上甚至不能被称为人，称为产品更加合适。如同《美丽新世界》中，在“繁育中心”孵化成熟为胚胎前被妥善保管的α和β阶层。他们的基因可能被随意篡改，他们有的可能因实验的成功拥有超乎常人的体力或者智力，或者因实验失败而成为牺牲品。处于道德上，我们既要付出更多的资源去赡养失败者，又要默默忍受成功者在天资上对普通人的压制，以及存在的资源的争夺状况。更会警惕这一群体制造更多的社会问题，从而侵占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四，人们担心基因改造技术的过分进步拉大阶级间的差距。出生便含着金汤匙的人，本身在家庭条件和社会资源的条件下就已足以碾压大部分人，而如若这一技术成为所谓“特权阶级”的私人技术，那么就连一点天资上的优势都无法拥有了。普通人失去了向上的信心，社会阶层的流动愈发困难，社会动力学失去意义，一个社会必将趋向病态。社会金字塔的底座越来越坚实，塔尖却离地基越来越远。这也正是无数的反乌托邦小说曾经描绘的景象，而不加禁止的境况下，人性将被泯灭。这实在太可怕了。
当然，我们看到国家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情，并声称对此一无所知。国家是否对此不知情，我们不得而知，但国家看到，构成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的的确确地怕了，他们开始用伦理这个武器作为自己的眼罩，让自己不看到可能被吞噬的未来。但这一次眼不见为净并没有意义，因为人类科技的进步是必然。基因技术固然在当下不符合伦理，但也并不是没有修正的空间。
新技术的存在必然是一把双刃剑，使用不当，它将成为所谓“特权阶级”的统治工具，使用得当，它也有可能造福于人。毕竟，昔日试管婴儿也曾引发轩然大波，而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技术也逐渐被世人接受。基因技术本身并没有过错，而在于世人如何使用它。当务之急，应当尽快完备这一方面的法律空白，推动基因技术成熟的前提下，使其尽早法制化。毕竟，一个贺建奎倒下去，千千万万个贺建奎站起来，作为一个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市场，人不可能不眼红。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收起无畏的担心与恐惧，静静等待新纪元的到来。毕竟大不了，便再社会化一次，又何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