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时候。

可是，生活真的像个调皮的小猴儿，总是不时地给你扮个鬼脸。

大年三十的上午，我和古月君在菜市场闲逛，意于补足拜年礼品、菜蔬、水果，顺便感受感受节日里的气氛。两人还开着玩笑说“今天从从容容的，就做个年夜饭”。

突然，手机来电铃音响起，是小弟的电话，我还以为他要告知我他和妻儿一道准备回家陪老爸老妈过年的事，没想到听来的却是一句:“大姐，老妈胳臂摔断了。”呜呼！

打电话给老爸，他还要慢慢叨述前因后果，我要求他当下就不要说这些了，带老妈过来看病要紧。马上联系医生。已经放假回家正在半途的熟人医生立即返回。老爸包了辆车带着老妈赶过来。我和古月君及小弟在医院这边守候。

医生大多回家过年了，只留有少数医生当值在岗。医生根据拍片结果做了两次拉抻复位，说效果不是很好，建议年后办住院做手术，暂时只能先用石膏固定。待一切就绪已是午后了。老爸老妈随小弟一家坐车回去过年，商定了年初五再过来看。

本来已买好礼品准备年初三去给妹夫的九十岁老父亲拜年，却在年初二下午接到老人家猝然离世的消息。遗憾只能将拜年改为吊唁。

一边要照顾老妈，一边要吊唁逝者参加葬礼，忙得脚不沾地。

情人节的晚上，我和古月君还是被女儿带领着忙里偷闲去蹭了一把热点，看了一场《你好，李焕英》的电影。

坐在我边上的女儿哭得稀里哗啦，眼眶红红。我却全程平静得很，偶尔被影片中的喜剧包袱逗乐。

不知道女儿的泪点究竟是哪些，我至少能欣慰地感受到她在这份浓酽的母女情里一定是柔肠百结。

我的过于平静，也许是缘于我的中年平和，更可能因为我跟我母亲相处过程中的波澜不惊吧？

如今，我的母亲七十岁出头了，我除了在师范求学的三年离家远行，其余时间，一直在她身边。更没有远嫁的忧伤，夫家娘家相距不足二里路程。我与母亲彼此需要的时候都能援侍左右。

其实，我在少不更事时，与母亲在感情上是有嫌隙的。她的教育方式的粗蛮，她与我深爱的奶奶的长期不睦，以及她固执抱守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观念规则，跟她眼里“离经叛道”的我碰撞得相当激烈。想必那些年里，母亲的心上是有重重叠叠的伤痕的，当然，不止因为我一个人的“不听话”。

后来我渐渐长大懂事，渐渐理解了母亲生命里那些曾经让我不解和愤恨的事，尤其是人到中年，有了跟青春期女儿之间的爱痛纠缠，然后陷入深深地思考，并写下了一篇小文《我那“愚蠢”的娘》，从此之后，我从心底里与母亲达成了真正的和解，我才算是真心实意地爱上了母亲，而不是为了道义上的责任和在乎周遭人审判的眼光。

父亲母亲步入老年后，记得在父亲六十四岁那年，我以长女的身份牵头，约同大弟弟和妹妹，避开父母，在妹妹家里密谋了赡养父母的大计。小弟弟当时还小，不想让他过早地背负压力，就没让他参于讨论。

我们的宗旨是:尽量让父母后顾无忧。

我们约定:每人每年拿三千元给父母做日常生活费(当年他们还力所能及地种点田地，既为消遣，也多少有些收成)。关于这点，必须遵守以下几个要求:①下必保底，不少于三千，万一哪一家条件不好，兄弟姐妹之间可以相互帮忙或拆借，但不许以任何理由拖欠父母的生活费；②上不封顶，各人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心意，多给不限。③从大到小，按季度顺序给。如果父母生病，另外均摊。平时各人花些小钱都不计较。今后，父母需要照顾和陪伴了大家商量着来。

我把讨论好的结果转告给了父母，他们表示非常满意并且说由衷地感到欣慰。我作为代表对父母提了两条建议:只要各人把必须的生活费给足了，不可以攀比炫耀谁给得更多，更不可以打击暂时过得不太好的；不要从牙缝里省钱偷偷补给条件相对差些的孩子，以免引发误解或矛盾，我们当中谁有困难，一定会互相帮助，力度肯定比老人帮的那点忙大得多。

我们姐弟三个以及各自的另一半都愉快地同意了这份赡养父母的方案。实际上，随着我们收入的不断提高，各人给父母的赡养费都远远高于当年的约定。可以说，让老人后顾无忧，每个小家庭都做得很好。小弟弟的事业才刚刚起步，条件暂时还不是太好，但是他，尤其是小弟媳在赡养孝顺父母方面丝毫不肯退缩和推卸责任，让我们真的很感动。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当中，我和妹妹，都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活成了最平凡的模样。我们或许不是父母心中的骄傲，但母亲总说，我们姐儿俩的生活目前是最让她安心放心的。两个弟弟，都选择了努力飞翔。大弟弟，已不仅是父母，更是我们全家的精神依靠。他能为父母做我们姐儿俩心有余力不能及的事，他能陪着父母去看更远的远方。小弟弟，正在奋斗成长的路上，未来可期。

或许正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团结一心，加上我更方便一直守候在父母身边，让我并没有觉得在与父母相处的过程中留下了诸多遗憾。

凝望着病床上安然睡着的母亲，我在心里默念，希望她长寿些，再长寿些，如同妹夫的父亲母亲，都活过九十高龄，在子女的呵护中平静地走完生命最后的日子。

亲爱的方泽英女士，你一定会比电影里的李焕英活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