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中小学上半年都是公历7月20号放假，我们从初中毕业一回到家的第二天就参加生产队的“双抢”～抢收早稻和栽插二季稻秧。成天不是割谷就是插秧，要么就是收谷把，顶着烈日在大田里从早忙到晚。因为胸闷，干活更加吃力，总是大汗淋漓，衣服成天都是湿的。

“双抢”刚一搞完就是薅草。不知怎么搞的，我隔一天来一次疟疾发作，打得我发了狂，好几次糊里糊涂地从床上翻下来，有一种奇异的恐惧感反反复复地袭击我的大脑，我总忍不住声嘶力竭地乱叫。每次疟疾来了人就一阵阵作呕，嘴里冒清痰，马上得从田里往家跑，一路干活的同伴就取笑起来。连续几个回合下去，我的嘴唇完全变成了玉米棒，黄色发亮的泡泡密密层层地布满了双唇，我早已被折腾得面目全非了。应该是晚上被太多蚊子叮了，没有蚊帐，也没蚊香，白天累得要死晚上睡得太沉，一个晚上应当有成百上千的蚊子叮咬，否则这疟疾又是从哪里来？这一回疟疾把我弄到半死不活。

一晃9月1号快到了，繁重的农活已经把我整得象木头一样，对能不能上高中这个大问题不是别人提醒我根本就不记得这回事。终于在8月28号那天上午，我们大队的这10多个初中生被通知到大队开会，我在这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会和升学有关，直到有人宣读了招生制度改革的文件通知之后，才慢慢有所觉醒。读文件的那个老初中生丶我本房的叔叔他把那个至关重要丶反复出现的词～“推荐”二字一直读成“推存”，所以文件读完还不知道这次招生究竟是什么样的改革，最后大队干部再进行了一番口头解读才让我如梦初醒，哦，废除了笔试，农村社员推荐部分应届初中生上高中。

有个要求把我急坏了，散会后，我们得马上手持初中毕业证书来大队部参加推荐会议，回家来才发现我那毕业证早不见踪影，全怪我家箱没箱，柜没柜，我那毕业证不是老鼠拖去了就是送茅坑里了，反正我再也找不到，我急得直哭，上不了高中，在田里干活太难过了。

正在我一边流泪一边在那破破烂烂里寻找那页纸的时候，有人喊我快去开会，我心里霍然一亮，我有资格参加推荐会啊？！

一会儿天色黑沉下来了，我们这一拨人在大队部门口等了好久不见人来，各默各的心思。我们中间只有3个人能上高中，其他的人只有马上回到大田里去，还等一会儿命运就定下来了。我的心更是绷得紧紧的。

一阵脚步声过后，大队一把手李向东出现了。他把我们招呼到一张大办公桌旁坐下，先点亮煤油灯，然后一抹嘴，来一支烟。他倒悠闲，我们个个额上冒汗。文件说是“贫下中农”推荐，怎么就来他一个人呢？不太懂。

他扔掉手里的烟蒂，很响地干咳一声就宣布开会。他第一句就是～“哪一个叫何明善？”我一惊，大家一齐告诉他，他就把慈祥而锐利的目光集中在我的脸上，“听说你一笔字很不错吧？”大家又“是是是”的代我作答。对于我的提名，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妒忌和意外，我有点受宠若惊。

“我看这伢行得！”李书记抽出钢笔记下了我的名字。然后说“好吧，你们再提两个。”就漠不关心地想自己家什么还没办完的事那样地等着。

沉默！难堪！过了几分钟，两个上届的留级生马南海和我本村的老庚得志相互提了名。接着是更加的难堪和沉默。李书记提高了一点声音问～“还有没有提名？”但沉默一沉到底，连个泡沫都没有，散会。

黑地里，大家迈着不同的步调往家走。一会儿，邻村的那个斜视眼按捺不住开骂了～“操他娘的！占老子的指标，多能去年就该考上高中呀？”得志有怒不敢言。这斜眼如果刚才在会场上这么说就厉害了，他说的真有几分理呢，我才没想到这一层。如果不是李书记动头就把我定下来了，我能不能被推荐上，还真是个问题呢，我最怕在公众面前说话。现在想来，我二舅当时是相邻大队的副书记，很有名望，他和李书记之前打没打招呼我不清楚，我被推荐上和他肯定有点关系。

九月一号那天，办完入学手续天就黑了。我和得志把从家里带来的两张竹床合拢，被子一铺，睡的问题就解决了。

回想起来，可笑，我们几乎都是狗屁不懂，都不是合格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全是混过来的。教物理的齐老师带班主任。在之前的初中里，我们根本不晓得物理为何物，几乎没有物理课。所以没有人知道这齐老师讲什么。只记得他做了个自由落体实验，把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抽成真空，让小石粒和一片鸡毛从管子的上头一齐落到管底。还没一个月，物理课砍掉了，齐老师调走了，大家轻爽了。

新班主任由带数学的方老师接手。数学方面的底子和理解力让我感到新课刚好吃得消。但方老师讲课劲头不足。

还是语文来得简单些有趣些，而且那严老师还是北师大毕业的，我能不敬佩不喜欢他吗？

高中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开始了。

1974年下半年，在我算是最平静的了，我没有胸闷和失眠的痛苦以及其他欢乐的记忆，因此这儿我只能将他遗忘似的略而不谈。这样我们一下就来到了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