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审美经济的形成
经济学家认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经济发展历程，表现为三大经济形态。第一是农业经济形态。第二是工业经济形态。第三是大审美经济形态。
（一）大审美经济的概念
所谓大审美经济，就是超越以产品的实用功能和一般服务为重心的传统经济，代之以实用与审美、产品与体验相结合的经济。经济审美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产品的审美化和环境（栖居环境、工作环境、商业环境等）的审美化。台湾把大审美经济时代称做“美力时代”，意思是说美成为经济活动中新的竞争力。
大审美经济萌动于上世纪70年代，它的标志是体验经济的出现。我们以前谈服务，现在谈体验。所谓体验，就是主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对所经历的场景的感受。
1999年美国的派恩二世和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一书问世。他们宣称：“我们正在进人一个经济的新纪元：体验经济已经逐渐成为继服务经济之后的又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
（二）大审美经济形成的原因
我们从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需要的不同层次和消费社会的特征三个方面分析大审美经济形成的原因。
1、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经济审美化是山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决定的。工业经济形态中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物质效用当作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维护工业经济形态的核心价值即理性价值，忽视情感。主流经济学在长期发中得了很大成绩，可是也出现一些不足。不能物质效用、而要把快乐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针对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一种效用，卡尼曼区分出两种效用：一种是主流经济学定义的效用，另一种是反映快乐和幸福的效用。卡尼曼把后一种效用称为体验效用，并把它作为新经济学的价值基础。最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使人产生完整的愉快体验的生活。
农业化的主题词是“温饱”，工业化的主题词是“富强”，信息化的主题词是“幸福”。为了衡量幸福的程度，出现了“幸福指数”和“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这两种概念中的“幸福”，指的是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个体生活的满意程度以及主观感受和体验，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由人们的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心理体验，是人们对自身所具备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积极的体验。然而，这种心理体验不是变化无常、转瞬即逝的，而是稳定的、恒常的心理状态。这种体验论的幸福感和卡尼曼所说的体验效用是一致的。幸福指数的提出，要求我们不能仅仅把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而且应该用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来衡量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小康；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小康；不仅是物质丰富的小康，而且是精神愉悦的小康。
2、人的不同层次的需要
经济审美化是由人的不同层次的需要所决定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有六个层次：
（1）生物需要，即对饮食、休息、安全的需要；
（2）归属关系和爱的需要；
（3）受尊重的需要，即保持人格独立和个人价值获得认同的需要；
（4）认知需要，即认识和理解事物的需要；
（5）审美需要，即对美与和谐的需要；
（6）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实现自身价值而求得发展的需要。
需要的层次论表明，较低级的需要与人的生存关系密切，是应该优先满足的需要，而越高级的需要与人的纯粹生存的关系越小，但是这些需要的满足越能使人产生幸福感。六个层次的需要具有递进的性质，当某种需要满足后。它就不再成为某种行为的推动力。因此，在产品相对丰富的情况下，消费者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他们对产品的审美需要、他们的情绪和兴趣就成为消费行为的内驱力。考虑产品的审美功能的艺术设计，对于提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是：投资、出口和消费。内需不足是我国当前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为了扩大消费需要，除了要在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采取措施外，艺术设计也应该有所作为。）从存在状态上看，人的需要可以分为现实性需要和潜在性需要。“现实性需要是指己经存在的且有具体指向的需要；而潜在性需要则是虽有短缺感觉但并无具体指向的需要。艺术设计不仅应该满足现实性需要，而且更应该满足潜在性需要，创造消费需求，开拓市场，为拉动内需服务。“创造需求”作为一个名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它指企业主动生产并刺激人们购买某种产品的欲望。消费者的知识、经验、能力是有限的，其消费需求具有明显的可诱导性。
行为科学是研究人们的行为科学，它产生于美国的心理学流派行为主义，行为主义认为心理学的对象不是心理而是行为，并将对外界刺激的动作反应以及言语和情绪反应总称为行为。
3、消费社会的特征
经济审美化是由消费社会的特征所决定的。在生产社会中，生产决定消费；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引领生产。消费社会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供大于求，如果生产不旺盛，生产就会受到严重的阻滞。后现代理论的著名代表、法国学者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81）中指出：“每次的交换行为既是一种经济的行为，同时又是生产不同符号价值的超经济行为。”所谓超经济行为，指消费不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首先变成了是否合乎时尚、合乎由时尚引导的身份需要的消费。买卖不仅是经济行为，而且是社会行为和审美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