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给父亲打电话时,得知昨天村子里,一个与我同岁的小伙在倒线时不幸触电身亡。在阴暗的天空下,伴着阵阵寒风,尸体还在电线杆上挂着。于是,村子里就炸开了锅,纷纷围拢着电线杆,有人跑去断电,有人拨打急救电话。最后,找来了吊车才将他放下来,随即抬上了在下面等待的急救车,可到医院却直接送进了太平间。又一次,让我强烈地意识到,死亡其实离每个人都很近,我们有时候的活,也只是一场侥幸。
昨晚,父亲说他血压飙升到了两百,我于是多番安慰,他却说村里血压升高的老人不止他一个。村里无论老少,凡是提到这事都会落泪,他父母像发疯一样,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无论是什么意外,总之一个鲜活的年轻生命又被死神无情地夺走了。
而我这次打电话要说的,也是表哥过三周年的事。表哥是大姑的独子,三年前患肺癌去世。还记得四年前,那是我结婚的前一天下午,按照家乡习俗,要去祖父母坟前祭拜。我就被表哥用摩托车载着,那时雨过天刚放晴,乡野土路泥泞不平,表哥的摩托却骑得很稳。天边一束霞光冲破层云,四射开来铺满了半边天空,表哥高大的身躯挡在我身前,仿佛一道青山披上了彩霞。
不久,意外得知表哥患上了肺癌,又听说已经到了晚期。为了给孩子攒够钱将来买房买车,他一直忍者病痛,瞒着病情在工地干活,始终微笑着对别人说:“像我这身体,能有啥病!?”直到在工地干活晕厥,才被送到了医院。表哥的妻子这才知道他的病情,大哭不已,称砸锅卖铁也要让表哥康复,恳请医生给表哥做手术。医生端详了检查结果后,建议现在只能做化疗,否则最多活半年。于是听从医嘱,接受了一次化疗。可很快就病情恶化,回到家后表哥情绪低落,再加上病痛折磨,很快就难以下床,进而饮食不进,最终没活过三个月。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静静地躺在床板上,身材明显缩小了很多,眼眶深陷,黑黄的脸上已没有了一丝血色。未成年的两个孩子,披麻戴孝跪在跟前,握着那双早已冰凉的手始终不肯放下;妻子独自呆在他们的卧室里,睁大双眼死盯着墙上的结婚照。大姑和姑父被亲戚围着坐在炕上,诉说着表哥的病情和以前的孝顺,亲友们不时拿出手帕帮他们拭泪。
难以相信当年那伟岸的身躯,竟会如此快地消失,让人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去思考此生的意义。从此,死亡就留在了我心底,不时让我困惑,使我恐慌。古罗马哲学家塞内说:“人生不断学习生存,人生也不断学习死亡。每个人都需要一次次看透生活的本质,一次次学习死亡,才能好好的生存下去。”可在我们的生活中,“死亡”却是普遍忌讳谈论的话题,也是情感无法接受的事实。可如何来面对亲人的死亡,以及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这可是人生的重要难题。
两年前三姑患胰腺癌也走了,也记得和母亲去探望三姑的情景。那时三姑已在家里,看到我们走进房间,躺在炕上的三姑想挣扎着坐起,但最终也还是靠着被子半窝在了炕上。见三姑脸色蜡黄,强忍住眼中的泪水。他拿着我的手说:“涛呀,姑这是活不成了!”我两股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握紧三姑抖动的手,喉咙想发出声音却顿时哽咽住了。母亲迅速拉住我和三姑的手,故意放高声音说:“他姑别多想,病好起来都慢,心情要放好!”
临走时,三姑夫送我们出了大门,对我和母亲低声说:“病看得太迟了,医生说只能做化疗。可你哥去年做了化疗,病不是也没好……现在只能等着办后事了。”我看出了姑父的叹息,不过也急忙建议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去咸阳那些大医院再去看看。”姑父只是点了点头。在回家的路上,我还在母亲面前埋怨没让三姑去大医院,或许还有手术机会。
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个“拦刀”专家,他叫朱正纲,是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他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癌症患者开刀。”现在中晚期癌症患者一到医院,首先医生就是选择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其实开刀不但没用,有时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病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癌症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这才发现,自己当初的埋怨是多么的愚蠢,发达的医学在死神面前有时是多么的可笑。医学也只能延后死亡,或者减轻人们临终时的痛苦与不适。有时在追求“治愈”和“好转”的虚假希望中苦苦挣扎,还不如在最小伤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让他们的最后时日尽量舒适宁静和有尊严。
去年二姑夫患了肝癌。我和大姐去陕中附院探望他时,他端坐在病床上边挂吊瓶,还边谈笑风生,见临床病人都瘫卧病床情绪低落,他还不时安慰鼓励几句。见我们来了就笑呵呵地责备道:“来看我干啥,又不是啥大病。已经找了个全省最好的大夫,昨天才开了几服药,今天吃了就觉得浑身轻松了。回去都给亲戚们说,我没事,过几天就回来了……”
同样是病痛,二姑夫却多了几分乐观。难怪听人说,在患癌患者中,超过百分之七八十是被“吓”死的。因为自我意识中对死亡的一种恐惧排斥,导致思维意识的混乱,又将这种混乱意识转移到病痛之中,恶化蔓延助长。现在也有专家认为,癌症是可以治疗的慢性病,面对死亡的良好心态就是好的治疗办法。
参加二姑夫葬礼时,听村里人都说二姑夫生性要强,人也精明能干,当过村干部,在村里威望很高。即使在病情恶化的最后几天,每次有村里人或亲戚去探望,他总是端坐在炕上,腰杆挺得笔直,面带笑容听着别人的谈话,还时不时说一些安慰别人的话。
钱钟书以前好像说过要“以病为乐”,对待疾病困苦,欣然接受,在病痛中感知人生的苦乐。二姑夫可能没有做到“以病为乐”,但他面对疾病甚至死亡,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恐惧。或许他已明白,人固有一死,生命本来就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
这几年接连经历亲人的去世,目睹一个个亲人被死神所俘获时的无助或乐观,在经历了一次次悲伤哭泣之后,我渐渐不再恐慌死亡。也从死亡的困惑中慢慢解脱了出来,觉得应该与死神“和解”。而这种“和解”更多的应是一种认知与领悟。死亡就如同一个人要离开一个地方远行而不再回来,是一种告别仪式,我们不必过于“贪生怕死”。
今后死神也一定不会心慈手软,亲人朋友也势必一个个都会被他俘获,当然也一定包括我。若再次面对至亲的逝去,我也一定做不到庄子的“鼓盆而歌”,也一定会伤痛不已,甚至像嵇康一样为母吐血数升。但也不应过多埋怨死神的无情,死亡或许是人生下来之后最无疑也最公平的归宿,为此我们也应学会与死神“和解”。我们要有基本的“死亡”认识,积极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而不是忌讳不谈,不是排斥抵触,坦然从容面对我们自己的生老病死。
与死神“和解”之后,就该迅速去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越是短暂,就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西方哲学家说,我们应该“向死而生”,生之本质在于死,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