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给父亲打电话时，得知昨天村子里，一个与我同岁的小伙在倒线时不幸触电身亡。在阴暗的天空下，伴着阵阵寒风，尸体还在电线杆上挂着。于是，村子里就炸开了锅，纷纷围拢着电线杆，有人跑去断电，有人拨打急救电话。最后，找来了吊车才将他放下来，随即抬上了在下面等待的急救车，可到医院却直接送进了太平间。又一次，让我强烈地意识到，死亡其实离每个人都很近，我们有时候的活，也只是一场侥幸。
昨晚，父亲说他血压飙升到了两百，我于是多番安慰，他却说村里血压升高的老人不止他一个。村里无论老少，凡是提到这事都会落泪，他父母像发疯一样，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无论是什么意外，总之一个鲜活的年轻生命又被死神无情地夺走了。
而我这次打电话要说的，也是表哥过三周年的事。表哥是大姑的独子，三年前患肺癌去世。还记得四年前，那是我结婚的前一天下午，按照家乡习俗，要去祖父母坟前祭拜。我就被表哥用摩托车载着，那时雨过天刚放晴，乡野土路泥泞不平，表哥的摩托却骑得很稳。天边一束霞光冲破层云，四射开来铺满了半边天空，表哥高大的身躯挡在我身前，仿佛一道青山披上了彩霞。
不久，意外得知表哥患上了肺癌，又听说已经到了晚期。为了给孩子攒够钱将来买房买车，他一直忍者病痛，瞒着病情在工地干活，始终微笑着对别人说：“像我这身体，能有啥病！？”直到在工地干活晕厥，才被送到了医院。表哥的妻子这才知道他的病情，大哭不已，称砸锅卖铁也要让表哥康复，恳请医生给表哥做手术。医生端详了检查结果后，建议现在只能做化疗，否则最多活半年。于是听从医嘱，接受了一次化疗。可很快就病情恶化，回到家后表哥情绪低落，再加上病痛折磨，很快就难以下床，进而饮食不进，最终没活过三个月。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静静地躺在床板上，身材明显缩小了很多，眼眶深陷，黑黄的脸上已没有了一丝血色。未成年的两个孩子，披麻戴孝跪在跟前，握着那双早已冰凉的手始终不肯放下；妻子独自呆在他们的卧室里，睁大双眼死盯着墙上的结婚照。大姑和姑父被亲戚围着坐在炕上，诉说着表哥的病情和以前的孝顺，亲友们不时拿出手帕帮他们拭泪。
难以相信当年那伟岸的身躯，竟会如此快地消失，让人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去思考此生的意义。从此，死亡就留在了我心底，不时让我困惑，使我恐慌。古罗马哲学家塞内说：“人生不断学习生存，人生也不断学习死亡。每个人都需要一次次看透生活的本质，一次次学习死亡，才能好好的生存下去。”可在我们的生活中，“死亡”却是普遍忌讳谈论的话题，也是情感无法接受的事实。可如何来面对亲人的死亡，以及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这可是人生的重要难题。
两年前三姑患胰腺癌也走了，也记得和母亲去探望三姑的情景。那时三姑已在家里，看到我们走进房间，躺在炕上的三姑想挣扎着坐起，但最终也还是靠着被子半窝在了炕上。见三姑脸色蜡黄，强忍住眼中的泪水。他拿着我的手说：“涛呀，姑这是活不成了！”我两股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握紧三姑抖动的手，喉咙想发出声音却顿时哽咽住了。母亲迅速拉住我和三姑的手，故意放高声音说：“他姑别多想，病好起来都慢，心情要放好！”
临走时，三姑夫送我们出了大门，对我和母亲低声说：“病看得太迟了，医生说只能做化疗。可你哥去年做了化疗，病不是也没好……现在只能等着办后事了。”我看出了姑父的叹息，不过也急忙建议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去咸阳那些大医院再去看看。”姑父只是点了点头。在回家的路上，我还在母亲面前埋怨没让三姑去大医院，或许还有手术机会。
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个“拦刀”专家，他叫朱正纲，是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他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癌症患者开刀。”现在中晚期癌症患者一到医院，首先医生就是选择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其实开刀不但没用，有时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病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癌症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这才发现，自己当初的埋怨是多么的愚蠢，发达的医学在死神面前有时是多么的可笑。医学也只能延后死亡，或者减轻人们临终时的痛苦与不适。有时在追求“治愈”和“好转”的虚假希望中苦苦挣扎，还不如在最小伤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让他们的最后时日尽量舒适宁静和有尊严。
去年二姑夫患了肝癌。我和大姐去陕中附院探望他时，他端坐在病床上边挂吊瓶，还边谈笑风生，见临床病人都瘫卧病床情绪低落，他还不时安慰鼓励几句。见我们来了就笑呵呵地责备道：“来看我干啥，又不是啥大病。已经找了个全省最好的大夫，昨天才开了几服药，今天吃了就觉得浑身轻松了。回去都给亲戚们说，我没事，过几天就回来了……”
同样是病痛，二姑夫却多了几分乐观。难怪听人说，在患癌患者中，超过百分之七八十是被“吓”死的。因为自我意识中对死亡的一种恐惧排斥，导致思维意识的混乱，又将这种混乱意识转移到病痛之中，恶化蔓延助长。现在也有专家认为，癌症是可以治疗的慢性病，面对死亡的良好心态就是好的治疗办法。
参加二姑夫葬礼时，听村里人都说二姑夫生性要强，人也精明能干，当过村干部，在村里威望很高。即使在病情恶化的最后几天，每次有村里人或亲戚去探望，他总是端坐在炕上，腰杆挺得笔直，面带笑容听着别人的谈话，还时不时说一些安慰别人的话。
钱钟书以前好像说过要“以病为乐”，对待疾病困苦，欣然接受，在病痛中感知人生的苦乐。二姑夫可能没有做到“以病为乐”，但他面对疾病甚至死亡，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恐惧。或许他已明白，人固有一死，生命本来就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
这几年接连经历亲人的去世，目睹一个个亲人被死神所俘获时的无助或乐观，在经历了一次次悲伤哭泣之后，我渐渐不再恐慌死亡。也从死亡的困惑中慢慢解脱了出来，觉得应该与死神“和解”。而这种“和解”更多的应是一种认知与领悟。死亡就如同一个人要离开一个地方远行而不再回来，是一种告别仪式，我们不必过于“贪生怕死”。
今后死神也一定不会心慈手软，亲人朋友也势必一个个都会被他俘获，当然也一定包括我。若再次面对至亲的逝去，我也一定做不到庄子的“鼓盆而歌”，也一定会伤痛不已，甚至像嵇康一样为母吐血数升。但也不应过多埋怨死神的无情，死亡或许是人生下来之后最无疑也最公平的归宿，为此我们也应学会与死神“和解”。我们要有基本的“死亡”认识，积极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而不是忌讳不谈，不是排斥抵触，坦然从容面对我们自己的生老病死。
与死神“和解”之后，就该迅速去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越是短暂，就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西方哲学家说，我们应该“向死而生”，生之本质在于死，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