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的快捷已经让我们感觉不出山海阻隔对信息传递的影响。你可以想一下，是在什么时候知道巴黎圣母院被烧的消息呢？当然，你是第二天起床后看微信或微博的时候知道的。但你看到的时候，消息早已在那里等你了。事实上，你的手机“知道”这个消息，几乎是和当地人同步的。就是说，如果你预先知道一件事的发生时间，比如说世界杯足球赛，只要你不怕熬夜，就可以和现场的人一起见证是谁把大力神杯举起来的。

人们往往把信息的即时传送归结为互联网，但这样说不太准确。其实从1844年开始，人类就已经实现了信息的即时传递：那年的5月24日，美国人莫尔斯在国会大厅里按下电报机按键。随着一连串嘀嘀嗒嗒声响起，电文通过电线很快传到了数十公里外的巴尔的摩。他的助手准确无误地把电文译了出来。莫尔斯电报的成功轰动全世界。

不过，电报传到中国要晚一些。电报发明三十多年后的1870年8月22日，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可参考电影《投名状》）。这样一件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后，传到皇帝那里要多长时间呢？整整一周！用大清国最先进的六百里加急，直到8月29日同治皇帝才收到消息。

“刺马案”发生十年后，中国人的信息传播速度就大为改观：1880年开始，京沪电报线开始架设。一条信息从上海传到北京，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当然，破译电报码，再送到被传播者那里，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从便捷角度来说，当然不如今天的手机。

信息改变世界。有了电报这个新媒体，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复旦大学马建标教授的新书《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为我们展现了杂志、报纸、电报等近代“新媒体”传入中国之初带给这个古老民族带来的改变。

改变是通过个体实现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得风气之先、勇于“尝鲜”者，往往能够比同时代人更好地适应时代潮流。

《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讲述了一批这样的“尝鲜者”故事。他们很快用起“新媒体”，或者为自己积累话语权，或者为自己造人设，借助新媒体实现了改变自己命运、也改变社会的面貌。——话说今天的那些微博大V、“小鲜肉”们，跟他们一比，可就嫩多了。

掌控电报，盛宣怀操纵“东南互保”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是清末与胡雪岩齐名、甚至更厉害的商界“狠角儿”——就是他把胡雪岩扳倒的。

盛宣怀的发家也要从1870年开始。清廷接到“刺马案”消息后，8月29日当天就发布命令，将直隶总督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接替马新贻；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后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兄弟李瀚章擢升湖广总督，杨昌浚擢升浙江巡抚。一日之间，清朝最重要的四个地方长官发生变动，这都是“刺马案”引发的连环反应。

1870年10月，27岁的盛宣怀在杨宗濂的推荐下，担任李鸿章的幕僚，接着跟随李鸿章前往天津，协助处理棘手的天津教案。此后，盛宣怀成为了李鸿章最得力的心腹、助手。

大清朝廷对外来的技术是排斥的，但李鸿章非常感兴趣。1879年，英国商人向他推销电报。为慎重起见，李鸿章先做实验，让英国人在天津和大沽之间架设了一条电报路线，然后在大沽让英国人在当天辰时向天津发报，内容是：密鸿巧辰。等到英国人发报完毕之后，他立刻派人快马加鞭前往天津打探消息。天津和大沽相距80公里，来回共160公里。使者回来时已经是下午了，确认天津在辰时收到了“密鸿巧辰”四个字的电报。为了这，路上换了6匹马，跑死了3匹，可见人力与电报的时间和代价差距。再次试验确定后，李鸿章决心在中国建设电报。

担当这一使命的，就是李鸿章的心腹干将盛宣怀。1880年秋，盛宣怀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或许就是李授意）设立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以贯通“南北两洋之气”，并遏制外国电报线“进内之机”。根据盛宣怀的建议，李鸿章上奏清廷，很快获得批准。其后设立天津电报总局，盛宣怀任总办，他的好友郑观应担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

在李鸿章庇护下，盛宣怀以兴办电报事业为契机，在其后20 年里打造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媒介帝国。1885年，盛宣怀主持建成中国三大电报干线，即津沪线、长江线和沪粤线，形成覆盖全国的电报网络的基本构架。

盛宣怀在开创一个传播实业帝国的同时，也为自己铸造了不容低估的权力。这集中体现在“东南互保”这件事上。

1900年6月初，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与光绪帝出走西安。孤悬西安的“行在”基本与世隔绝。当时，大理寺少卿兼中国电报局总办盛宣怀滞留在上海。上海是中国电报局总局所在地，盛宣怀所掌握的中国电报局成为逃亡的清政府与外界沟通信息的唯一渠道，盛宣怀自然就成为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外交涉信息互通的总负责人。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之初，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欲借义和团排斥洋人，但是盛宣怀作为洋务事业的领袖，他所经营的铁路、电信等现代化事业已经与列强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盛宣怀主张剿灭义和团，严惩义和团祸首、山东原巡抚毓贤：“当严治毓贤之罪以谢天下，并以谢各国”。

1900年6月上旬，义和团在北京的势力迅猛发展，盛宣怀在给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信中指出：“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6月25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位总督：“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6月26日，上海道台余联沅与驻沪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其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

可见，通过对信息发布渠道的垄断，盛宣怀对庚子年间的晚清政治外交施加了无可替代的历史影响。

“电报爱国”吴佩孚，成一时风云人物

把电报这个新媒体玩得很溜的，还有一代枭雄吴佩孚。

今天我们更多知道的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1939年12月4日)，首先是个北洋军阀，1923年他镇压工人运动，制造了“二七惨案”；其次是北伐的对象，武昌之战后下野。对近代史了解更多一些的话，还会知道他不与日本人合作，被日本牙医害死。虽然前半生是“反动派”，但在关键时刻，民族气节还是保住了的。

这里只说吴佩孚用“新媒体”打造人设的往事。

在1918年之前，吴佩孚只是袁世凯手下的一员悍将，屡立战功，多次受袁世凯提拔、嘉奖。但在公众眼里，他始终不过是“一介武夫”。

1918年8月底，驻扎在湖南衡阳的北洋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给国务总理段祺瑞发去了一封“敬电”。在这封电文中，吴佩孚引经据典，陈述利害，极力攻击段祺瑞“武力征南”政策，要求“元首明令罢战”。这封电报发出之后，立即引起媒体的关注，他开始进入政治领域。

尝到甜头的吴佩孚“迭发通电”，就是经常用电报向公众发言——就像特朗普经常发微博——终于成为当时政界的耀眼新星。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吴佩孚毫不犹豫地力挺学生，坚决反日。6月20日，吴佩孚从湖南衡阳发给北洋政府的著名“佳电”在报界公布。在电文中他一方面要求北洋政府反对割让山东：“仰乞我总理转请大总统，速令我国驻巴黎专使，趁日本内外不能兼顾之时机，对于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以达交还目的。”同时也表示抗日决心：“倘中日交涉至万不得已，而诉诸武力，两相比较，胜败未知谁属也。师长忝列戎行，对于国家有捍卫之责，届时敢请联合湘桂粤滇黔各军，力加整顿，备效前驱。”

吴佩孚“佳电”表明了反日立场。段祺瑞政府以亲日著称，故吴佩孚反日也就意味着反段，让他最大限度地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

吴佩孚本人也有意识地联络公众团体，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爱国亲民的政治军事领袖。1919年6月25日，吴佩孚发表公开电，要求召开“公民大会，布告近日外交事件”。吴佩孚还积极地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

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已经“天怒人怨”，但公众没有力量驱逐皖系军阀。在此情况下，公众自然会“期待出现一个强人能够替天行道，推翻皖系军阀”。直系名将吴佩孚应运而生，成为一时之选。

吴佩孚擅长通过“公电”这一大众媒介来传播其政治主张，将媒介与政治的结合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顺应新文化潮流，抢夺民族主义、反日主义和民治主义等新主义的政治话语权，从而在与皖系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吴佩孚还很擅长“外宣”，他把美国驻华记者甘露德和侯雅信招致麾下，待若上宾。正因如此，他成为中国首个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配图文字称他为“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伟大的人）”。

今天我们回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没有人会觉得吴佩孚是个有前途的人物。但在那个时代，吴佩孚是被中外一致看好的政坛明星。

一副“洹上渔翁”照，袁世凯玩转政局

相比于电报，杂志、报纸传入得更早一些，虽然传播速度不如电报，但也算得上是“新媒体”了。

1911年6月中旬，著名的上海《东方杂志》在其第8卷第4号上刊登了一副特别的照片，标题是《养疴中之袁慰亭尚书》。图片显示，有两人在船上，一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坐在船头垂钓；另一人头戴斗笠，执篙，立于船尾。《东方杂志》还对照片人物加以说明：“垂钓者为尚书（指袁世凯）；执篙者，尚书之介弟也。”（实际上《东方杂志》弄错了，执篙者为袁世凯，垂钓者是他的三哥袁世廉。）

这张照片在《东方杂志》刊登之后，袁世凯的“洹上渔翁”形象立即跃然纸上，广为流传，成为风靡一时的公众形象。

据最新公布的考证成果，袁世凯的洹上渔翁照应拍摄于1910 年冬季某日，不是1911 年。为什么1911年6月才刊登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呢？这与1911年春夏之交袁世凯在清廷朝局中所面临的微妙处境有关。

当时，清廷就是否“起用”袁世凯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并成为媒体关注的公共话题。支持派代表人物，在地方上有云贵总督李经義、东三省总督锡良等，在朝廷上有“死党”徐世昌、奕劻、那桐等人；但以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度支大臣载泽为首的皇族对于袁世凯心存疑虑。

袁世凯深知出山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在《东方杂志》上刊登他“洹上渔翁”照，营造一个息影林泉，逍遥于江湖、超脱于政治之外的“公众形象”。

一图胜百言，这张照片以无声的图像，为袁世凯向外界传达出一个政治信号：表面上超然物外，实际上却坐拥无形的政治影响力。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看中了袁世凯的这个影响力，与他秘密结盟，最后终于成就袁世凯的大权。

用更广阔的视角观察传播史

马建标先生以历史学家研究传播史，其视角比较独特也更广泛，比如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并不是传播从业人员，也被写进这本以传播为主题的书中。马建标先生是这样跟笔者解释的（参见“@马建标2019”微头条）：

近代社会地方和基层的媒介仍在延续，民众口中的传说、绰号、掌故甚至谣言，作为“次生媒介”，也是同权力互动的关键部分。比如提到“传说”和“掌故”，它或许是有关地方历史的一种民间书写版本，或许是对某些特定人物和事件的民间记忆，久而久之，它通过口头流传的方式成为一个地方或一个群体的集体记忆，而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仪式化的符号，为权力所用。书中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为例，叙述其如何利用“占卜”的话术来传递自己对时局和国运的认识，以期对曾国藩的决策有所影响。而赵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却与手握大权的曾国藩关系密切的谋士，确实有可能对时势产生影响。这是作者考察“次生媒介”的一个尝试。

政治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历史上看，卓越的政治家总是善于利用大众传媒、尤其是新兴媒介对大众进行传播、鼓动，如罗斯福的炉边讲话、肯尼迪的电视演讲，以至今天奥巴马、特朗普的“推特治国”等。

当然，从五四运动开始，运用新媒体传播、实现自己主张的，还有中国最优秀的那个群体，他们从《新青年》《湘江评论》等开始的大业，一直发展到今天，并创造了人类的奇迹。——这将是下一篇文章要讲的故事了。

参考文献：

马建标：《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

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

百度词条：袁世凯、盛宣怀、吴佩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