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十四帝，除去宋太祖追尊的五帝外，实际当皇帝的有九位。这九位皇帝资质虽然有高有低，却无一位是暴君，此种现象与其他朝代有很大的不同。而北宋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竟与一块神秘的石碑有关。

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具有完美的人格魅力，不仅对改变五代以来奢靡风气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而且深为后世史学家所津津乐道。其一生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在于重新恢复了华夏地区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达近七十年的藩镇割据混战局面。

宋太宗赵光义是北宋第二位皇帝，即位后继续进行统一事业，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力图改变武人当政的局面，确立文官政治。这些措施顺应了历史潮流，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真宗赵恒是北宋第三位皇帝，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为相，勤于政事；在位后期任王钦若、丁谓为相，二人常以天书符瑞之说荧惑朝野，赵恒因此沉溺于封禅之事，广建宫观，劳民伤财，致使社会矛盾加深，使得北宋的“内忧外患”问题日趋严重。景德元年，辽朝入侵，宰相寇准劝赵恒亲征，双方会战于澶渊，局势有利于北宋，但因赵恒惧辽声势，并虑及双方交战已久，不顾寇准反对，以每年给辽一定金银为“岁币”，在澶渊定盟和解，开了宋朝向番方纳贡换取和平的恶例。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位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能约束自己，深受历代史学家、政治家称赞。宋仁宗的缺点是“无定志”（王夫之评语），亲政三十年，朝令夕改，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屡进屡退，让人无所适从。不过这也不能构成暴君。

宋英宗赵曙是北宋第五位皇帝，体弱多病，无心变革，在位仅五年便病逝，享年只有三十六岁。

宋神宗赵顼是北宋第六位皇帝。鉴于对前代疲弱政治的不满，且素来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赵顼即位后，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成为变法派的靠山。但他气魄不够宏大，思想不够深刻，性格也不够刚毅，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最终只能苦了下层人民。

宋哲宗赵煦是北宋第七位皇帝，九岁登基，由高太后执政，任用顽固派大官司马光为宰相，废止王安石变法。高太后死，哲宗亲政，追贬司马光，贬谪苏轼等人，重用革新派，恢复王安石变法，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并停止与西夏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可惜天妒英才，哲宗在位15年，病逝，终年仅24岁。

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第八位皇帝，即位后启用新法，初期颇有明君之气，后经蔡京等大臣诱导，政治情形一落千丈，后来金军兵临城下，匆匆让位给太子，在位25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宋徽宗是一位书画大家，却不是一位合格的帝王，后世有评语说：“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宋史》史官也感慨说：“宋不立徽宗，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宋钦宗赵桓宋朝第九位皇帝，也是北宋末代皇帝，靖康之变时为金人所虏，死于燕京，终年57岁。宋钦宗为人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听信奸臣谗言，对政治缺乏判断力和敏锐力，是历史上有名的懦弱无能之昏君。但即便如此，宋钦宗也不是暴君。

我们再说一遍，北宋九帝，资质虽然有高有低，但他们对读书人、对士大夫们都相当客气和优待，基本上没有杀过士大夫以及上书言事的人，也基本没有出现过残忍好杀的暴君，只有昏君，却无一是暴君，究竟是何原因呢？

据叶梦得的《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登基后的第三年，曾秘密刻了一方石碑，称之为“誓碑”，安放在太庙寝殿的密室内，并留下诏命：新天子即位，拜谒太庙之后，必须在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陪同下，进入密室，诵读碑文中的誓词。

在很长时间里，群臣近侍都不知道碑文所誓何事。靖康之难后，太庙被毁，密室洞门打开，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这块神秘的石碑高七八尺，宽四尺有余，上有誓词三行：

第一行：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第二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第三方：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正因为有宋太祖的这块祖训碑，所以北宋历代皇帝才会优待读书人、士大夫，基本不胡乱杀人，只有昏君而无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