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姊姊张爱玲》为张爱玲胞弟，张子静在她去世后写就。
张爱玲曾在《童言无忌》中，不无痛惜地描写弟弟张子静：生着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又美又虚荣，对姐姐的才华很是嫉妒，还逃学、忤逆，没志气。
《小团圆》里，她以姐弟俩的经历为原型写九莉和九林，“他们两个人是隐秘的同盟，在这个家里，她说他脆弱得像梳打饼干，她恨不得隔着被窝搂紧了他，压碎他。”
他们同血缘、亲手足，相互疏离、嫉妒又相互挂念、爱护。胞弟眼中的张爱玲立体可感，具体而微，而同一架童年的秋千，却演化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旅途，亦值得后世读者唏嘘感叹。
我将用一篇文章的篇幅，为大家讲述《我的姊姊张爱玲》中的精髓。（以下部分的“我”皆为张子静）
一、家世
评价姊姊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谈及张家煊赫的家世。祖父张佩纶，有勇有才。慈禧垂帘听政时期，他直言进谏，轰动京城。北洋大臣李鸿章对祖父非常赏识，以为他能文能武，不仅多有提携，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做第三任夫人。
后来，祖父带着慈禧的圣训和李鸿章的厚勉南下，全无军事、国防的实务，却志得意满，眼高于顶，最终，中法的马尾海战不战而败，“海上失了基隆，陆地陷了凉山”。
据说，战争之前，祖父曾放言，如若战败，当以三钱鸦片殉难。可真正战败后，他却仓皇而逃，在路上大嚼猪蹄。所以很多人嘲笑他，“三钱鸦片，死有余辜；半个猪蹄，别来无恙。”
不过祖父晚年迁居南京后有所自省，1901年，外曾祖父李鸿章要他协助和八国联军交涉有关《辛丑条约》的谈判，但他称病不出。死前，他说自己是战败罪人，有辱家声，没脸埋进祖坟。
纵观他的一生，似乎毁多于誉。但客观来讲，他本性耿真，确有才学功业。清末民初的小说家、出版家曾朴就说过，张佩纶罢官后，朝无直臣。姊姊张爱玲颇得祖父真传：文采早慧，文笔犀利；性格孤傲，择善固执。
二、童年
父母结合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他们当时有钱有闲，后又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日子风光极了。
但不久，父亲张志沂认识了一帮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一步步堕落下去。母亲黄素琼是新派女性，发言干预不成，索性离家出走，出国留学。因此，陪伴我们姐弟俩成长的，是由父母争吵、迁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穿起来的无尽波折与伤害。
彻底离婚后，父亲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无法单靠抽鸦片麻木苦闷，进而开始打吗啡。后来身体和精神都不再正常，只得被送进中西疗养院采取戒毒措施，三个月后才逐渐恢复，不过鸦片仍继续抽着。
三、青春
母亲从小对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又从自己的经验中了解到文凭才是真正的才富。因此和父亲离婚时，坚持拥有姊姊的教育决定权，一步步督促她走上去。对我则不太上心——毕竟是唯一的儿子，父亲总不能不给我受教育吧？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姊姊高二了，小一岁的我还因为愚鲁和孱弱，在读小学五年级。
1937年，姊姊从女校毕业，提出要去英国留学。但这个要求不但被拒绝，还使她遭受了毒打与软禁。期间，她身患重疾，父亲唯恐发生意外，影响自己的声誉，才趁后母不注意给姊姊打针，让她慢慢好转过来。
出逃后，姊姊投奔母亲。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她考了远东区第一名。遗憾欧战爆发，她没能去伦敦入学，1939年改入香港大学。
姑姑喜欢姊姊，视她为自己的女儿。不仅曾为留学一事与父亲争吵，扭打，姊姊赴港留学一事也多由她协助。对于我，她则保持警惕与距离，在她看来，我受父亲后母的影响较大，与她们走的路不同。
四、早慧
父亲虽然有不良爱好，但也很爱看书。姊姊在家时，没事就在书房里看书，也常和父亲谈一些读书的感想。父亲鼓励她作诗、写作，那时他就看出女儿的文学天赋。
在父亲离婚至再婚的三四年间，可以说是与我们最亲近的一段时间。他曾详细分析有关《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刻画，高鹗的续作等等，对姊姊影响颇深。
除了古典文学，姊姊对中国现代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也多有谈及。她曾告诉我，积累优美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留心人们的谈话。而她去静安寺旁的亚细亚副食买菜，对卖肉，卖鸡蛋，卖菜的人总是特别注意，留心他们的卖法，与顾客的谈话，颜色和价格等等。
另外，姊姊还说，提高英文和中文的写作能力有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译成中文。这样反复多次，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一定能使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进步。
只是我没有积极创作的欲望，从未实践。
五、成名
香港生活的艰难，让姊姊深刻体会到“钱”的压力。她后来那么重视金钱，生活力求简朴，就是香港经验造成的。1942年夏天，她还差半年就能毕业，不料香港大学停课，只能辍学。
回到上海，为了拿到文凭，姊姊希望进入学圣约翰大学。我趁后母不在，跟父亲讲了大致情况，还强调了姊姊之后的学费问题。
几天后，父女相见。姊姊只是简略叙述续学一事，神色冷漠，无一笑容。父亲倒难得宽容，叫她先报名考转学，还说：“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那是她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彼时，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又不许我随校内迁，我也不得不拿了转学证，考入圣约翰大学。不过和姊姊同校的时间不长，我是次年升上大二后，因身体吃不消辍学，姊姊则是觉得圣约翰大学的学科和老师都不够精良，不如自学。后来，她才告诉我，最重要的还是钱的困扰。
她不愿意再请求父亲，也不想麻烦姑姑和母亲，只能写字谋生。1942年的上海，巴金、茅盾、老舍等名人不是自我封闭，就是被敌伪封杀，正好给了姊姊大显身手的舞台。
她的职业作家生涯从英文写作开始，发表《金锁记》以后，她已盛名空前，约稿不断，这才告一段落。直到1953年，她才又在香港以英文写作，发表了《秧歌》和《赤地之恋》。
姐姐成名后，我没有上学也没有工作，浑浑噩噩度日。但姊姊的作品，还是会尽量找来看，只是和她见面越来越难，差不多十次有九次见不到。
而父亲对于姊姊的成名，应该是矛盾的。姊姊成名，他也有功。只是当年父亲拳脚交加，把她打得倒地不起；如今她以小小的文字还击，暴露家丑，置父亲于难堪之地。
六、盛名
1943年秋天，虽仍是上海苦闷的“孤岛时期”，但杂志很多，销路也很好，所以我与朋友们决定要办个文学杂志《飙》，我负责编辑的工作。
为了吸引更多读者，我受命向已经大红大紫的姊姊约一篇特稿。结果姊姊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但说完，她拿出一张自己画的素描，让我们作插画用。
虽早有准备，我和大家还是难掩失望。有人提议，“焦点仍是张爱玲，让子静先生写一篇有关她特点的短文”。
1944年，短文《我的姊姊张爱玲》出来了。配合姊姊的插画，果然引起不少关注。那是过去五十年我唯一发表的文章，也是姊弟此生唯一的图文合作。
结尾段，我用了姊姊曾对我说过的话，“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没没无闻，不如做一个特点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是有了。”
七、萎谢
姊姊遗传了母亲的刚烈和强悍，加上在成长岁月里受到的挫折，在她的内心深处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写作对于她而言，不止是谋生的技能，更是走出封闭心灵、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最重要方式。
从后来的许多资料加以综合研判，这顺着时间秩序的底层，暗含着姊姊沉浮于盛名与爱情之间，对自我分寸的拿捏可能有些恍惚不定。
翻译家傅雷曾以迅雨为笔名，赞扬《金锁记》完满，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接着又批评《倾城之恋》，“华彩胜过了骨干”，批评《连环套》内容贫乏，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
他的批评对姊姊刺激很大，姊姊不仅立即决定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传奇》，还以四千五百字的《自己的文章》作了回应。只是1976年，《连环套》被收进《张看》一书，姊姊在自序中说，“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传奇》的出版，还使姊姊决定腰斩《连环套》，从而引发了一场危机：原出版社发文称她溢领一千元稿费，使她名誉受损。
风波中，正与姊姊热恋的胡兰成发表《评张爱玲》，夸她“倔强、认真，所以不会跌倒。”后又以笔名“胡览乘”，发表《张爱玲与左派》从侧面支援。而然姊姊聪明一世，却在爱情上沉迷一时，最终为胡兰成“跌倒”，以离婚收场，“将只是萎谢了”。
八、永别
姊姊写得最多的就是男女的婚姻与爱情。但她的第一次爱情与婚姻，却并不幸福。我记得她那时有篇散文《有女同车》，结尾是这样写的：“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姊姊不在意胡兰成已有妻室，也不忌讳胡兰成的汉奸身分，交往起来不避嫌。但两人结婚时，仍顾到日后局势，只写婚书为定：“胡兰成与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次年8月，胡兰成匿名逃亡，又有其他枝枝节节的情感。但那两年，姊姊仍坚持给他寄钱，当时的电影人龚之方感叹说：“真是没法想象，张爱玲对胡兰成为什么这么痴情？”
1947年，姊姊与胡兰成决绝，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她对文学、电影的爱不曾改变，还用笔名梁京在夏衍主持的《亦报》上发表过小说；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大会上，大家都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人民装，只有她穿旗袍，搭配有网眼的白绒线衫，显得很不一样。
1952年，姊姊出国时，我还在乡下教书，很少回市区。等8月回去，急急忙忙跑到公寓，姑姑一见是我，只说：“你姊姊已经走了”便关上了门。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
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想起又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
九、故事
有人批评姊姊的小说，对人生光明面没有正面的肯定。姊姊对此不以为意，或许也别无他法。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和事。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
比如，姊姊从小就喜欢往舅舅家跑，好多东西都缠着舅舅问，务必把一些她好奇的旧人旧事问个水落石出。舅舅疼她，也总是耐着性子说给她听。她写作成名后，常找到她发表的文章来看。
可是看了《花凋》以后，舅舅暴跳如雷，因为一下就认出“郑先生”是自己，“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反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
十、结局
外人不知道的张家结局，事实上在上海面对的，只有我和父亲、后母而已。有朋友对我说，你父亲命好，“败得好，死得早，没受罪。”
父亲的确任性，所有败家的本事，他无一不缺。过惯了舒坦日子，花钱亦始终大手大脚。光是抽鸦片这一项开销就非常可观，渐渐败落后，每天照样鸡、鸭不断，咸鸭蛋只吃蛋黄不吃蛋白，炒鸡蛋要用鲜嫩的香椿芽，夏天一定要吃海瓜子....
1935年左右，我们在虹口还有八幢洋房出租，在外地也有一些田产和古董。可后来陆续变卖，坐吃山空。到晚年，只能在苏州路租一个十四平米的房间——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厨厕都要与同楼的十多户人家共用，比以前的佣人房还不如。
1952年以后，我在浦东近郊做中小学老师。一生未婚，没有追求过谁，也没有谈过恋爱。其实中间也打算要存点钱娶媳妇，但可惜，当时在银行工作，每天看到大量钞票，心神不定，也迷上赌博，输光了积蓄。
对我的婚事，父亲和后母从未表示过关切和催促，也许是怕要拿出一笔钱来筹备结婚吧。
后十年的岁月，一路行来，只见富贵繁华渐去渐远，终至一无所有。有时躺在床上，想到以前住过的大房子，心里也有白云苍狗之感。父亲在这里咽下最后一口气。我的后母——北洋大臣孙宝琦的女儿——也在这里走完了她的一生。
而我继续在这里住着，未来的某日也要从这里离开人世。这是他们的结局，这也将是我的结局。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曾分享同一粒糖果的姐弟俩而后各自漂泊，过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不知你做何感想？
1988年，一位故知拿着报纸对张子静说，你姊姊可能出事了。张子静打开报纸，只见那个用红色圆珠笔圈起来的地方有一行字：已故女作家张爱玲...
那时张爱玲在美国频繁搬家，去信都被退回，音讯已断。张子静吓坏了，向上海和美国的亲戚多方求证，结果都是“没听说过”。最后只好到上海市政府华侨事务办公室，说明疑虑，请他们代为处理，这才联系上。
此时，相隔万里的姐弟俩都已日薄西山，老无所依。只是，和拥有盛名的姐姐相比，张子静的一生实在太庸淡和卑微了。由此，他老来的叙述，便更显苍凉和谦卑。
过去人们提起张家，头顶上的光环不是“李鸿章”就是“张佩纶”。可看看他们的结局，自己不努力，身为名门后代也是枉然。
只有张爱玲，她毅力坚定，从小就发誓“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在父亲开始搬往小房子的时候，她已站上起跑线。父女俩一起一落，形成鲜明的对比。若干年后，或许人们会忘记张佩纶、张志沂、张子静，只记得他们是张爱玲的亲人。
如果真是如此，那也冥冥中印证了张爱玲的那句话，“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