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被西方一直认为是中国很优越的政治选拔制度，因为这至少在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制度下，为社会阶层的流动，带来了很多的机会。“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毕竟社会阶层往往也是家族资源所带来的，作用还是有限。很好的教育平台毕竟也是属于少部分人而已。社会流动的公平还是十分有限，不过不可否认，毕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法国社会学者布鲁杜提出过“文化资本”的理论，即使在拥有非常开放的选拔制度的社会里，个人选拔之前，尤其在家族家庭里体会到的文化资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并促进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个也是“放之四海而古今皆准”的道理。
根据日本立教大学的学者研究成果,以进士最多的江南常州地区为例，以书香门第世家的家族谱系进行分析统计,富裕世家中的儿子，除了聘用高水平的私家教师来教课以外，父亲自己也要应试，母亲也是书香门第，母亲和退官回乡的祖父来督课。家里耳濡目染，与穷家子弟相比，便有了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根据统计常州地区科举上，父亲是否为生员，儿子的合格率会高5.6倍。同时母亲的影响似乎比父亲更大,受书香门第教育,有文化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母亲通过督学方式,会对孩子带来更大的影响力.正因为此,常州也是涌现大量女性作者的地方,也与江南世界对女性文化素质的高水平要求,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