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施行以来，不仅刑辩律师吐槽多多，更使检察院与法院间“表面兄弟”的塑料情谊更加脆弱，公开冲突屡见不鲜。

“检察院只是量刑建议缓刑，我们还不一定就判缓呢，而且实话告诉你，之前检察院建议走缓诉过来的一批人，我们一个也没有缓。”听闻法官如是表态，律师小L慌忙赔不是，表态给法院添麻烦了，法官您忙，当我没打过这电话。

J大妈牵涉一件电信诈骗案，律师小L成功为她在检察院阶段争取到了适用缓刑的认罪认罚具结量刑建议。法院本计划在农历年前开庭，开完庭就回家过年，一切都进展的非常顺利。

然而，临近年关，法院的工作实在太忙，J大妈一干人没排上庭。法院本来还很不好意思，动员律师们做家属工作，说就这十来天，过完年立马组织开庭放人。

谁曾想，一个农历新年，闹了个疫情，直到小L动笔写下这些文字，仍然开不了庭。想着横竖也是个放人，小L就试探性地打探法院能否先行变更强制措施，未曾想法院态度竟与节前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个中缘由，小L闹不明白，小L也不敢问。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量刑建议不被采纳，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段时间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余某交通肇事案，一审法院未采纳检察院量刑建议，检察院愤而提起抗诉，二审法院不仅没有依了检察院，反而再次改判加重刑罚。可谓是将认罪认罚制度推行以来，检察院与法院矛盾公开化的标志性事件。

当你在家里发现一只蟑螂，就说明家里已经有了成千上万只蟑螂。小L就经历过不止一起检法间围绕量刑建议的矛盾。

某电信诈骗案，全案犯罪数额四五百万，检察院按一般共同犯罪起诉（意味着全案人员量刑起点均在十年以上），但是却错误地对部分从犯出具了三年以下的认罪认罚具结量刑建议（根据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减轻处罚原则上只能降低一档，即在按一般共同犯罪起诉的情况下，所有人的量刑都不可能低于三年，除非报最高院）。

该案移送前，检察院明显与法院没有进行沟通（这点需要给该检察院点个赞），法院在接卷受案后，很快发现了这个稍显荒谬的低级错误（认罪认罚施行前，检察院往往忽视求刑权的行使，业务生疏，也许是导致这个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并责令检察院撤回认罪认罚具结书及相关量刑建议。

于是在开庭时，小L吃了满满一整天的大瓜(小L的当事人是个小领导，量刑建议无误)。错愕的被告人哭天喊地，愤怒的辩护人慷慨激昂。已经签字画押的具结书，怎么能说不认就不认呢？最终，也没认，全案还是全部判了三年以上。

关于认罪认罚，笔者多次猛烈抨击过，认为我们现阶段并没有适用辩诉交易的土壤。然而，笔者没有预料到的是，最剧烈的冲突竟然来自控审双方，而非控辩或审辩。

我们检察院与法院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没有彻底理顺，检察院一方面作为诉讼参与人，另一方面又搞个什么法律监督。法院本该秉持客观中立，不俗不理，偏偏刑诉法又授权法院可以自行改判起诉罪名之外的他罪。

认罪认罚施行以来检法之间愈加激烈的冲突，正是公诉权与审判权没有理顺的必然结果。

法院只能在检察院起诉范围内进行裁判，哪怕检察院起诉错了，相关利益也应归于被告人，法院只能将错就错。这点在法理上毋庸置疑，没有任何争议，但偏偏可惜的是，没有落实到立法上。

在众多围绕量刑建议引发争议的案件上，法院像个哭闹的小孩一样，肆意裁判，难道真的是不懂法理吗？至少笔者本人不这么认为。

检法围绕认罪认罚间的冲突，自有其深层次原因，笔者不敢妄自揣测。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源动力。笔者欣慰的是，对这样一个稍显水土不服的制度，终于有了能真正推动制度建设的玩家入场。

认罪认罚具结书是宪法合约，必须得到遵守，哪怕真是检察院弄错了，法院也必须将错就错。

凡是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并加重处罚的，检察院就应该抗诉到底。打到最高检，打到全国人大，直至把关系理顺。否则，认罪认罚制度的基础将荡然无存。

我们并不缺少成就伟大的机会，缺少的只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