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街，人们都叫我奶奶四娘，称呼我爷爷为四大爷。爷爷的脾气很轴，奶奶则很豁达，谁家有大事小情都肯帮忙，整条街的人都很尊重她。
她是旗人，颧骨很高，眼窝深陷，是同龄的女人中为数不多没有裹脚的。
祖辈闯关东到南街定居时，院落是租来的，租的是人家的后院，前院是郭姓开粉房的，家境很富裕。我爷爷走街串巷做货郎，奶奶支起煎饼烙子摊小米煎饼。起早贪晚，几年的光景，买下了后院，有了自己的房和地。也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由外来户，变成了有产阶级。后来又开了自家的门脸，在家门口做买卖。公私合营后，爷爷去了国营商店上班，奶奶做起了闲人。
大清早，家里人开始收拾院子，搞卫生，把门里门外弄得一尘不染，撒上清水。因为吃了早饭，就有人来串门，集聚的人多了，有人就给奶奶的烟袋装上火烟，给点着了，她吧嗒吧嗒抽上几口，就开始讲古或者鬼故事。大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小孩子们越听越害怕，不由得往人群里挤。有时上个厕所总感觉后面有东西跟着，不敢回头。冬天是最好的时光，大家围着火盆而坐，火盆中埋上土豆，故事快结束时，大家还能分食黄黄的烧土豆。
由于她人缘好，办事公道，谁家出了矛盾，就有人来请。她不慌不忙，用清水把头梳好，戴上她那金丝绒的帽子，上面还有玳瑁。到人家里先抽上一袋烟，慢慢地问来龙去脉，再开始评判。一般经过她处理的事人家都无异议。也就落下个公道四娘的美誉。
她对亲戚都很好，特别是农村来了亲戚。把车马安置在东山花，割肉打酒，母亲下厨做菜，爷爷和父亲陪着喝酒，孩子们坐在空车上玩耍。客人们吃完，奶奶，母亲，孩子们欢快的吃剩下的饭菜。待到秋天，总能收到乡下捎来的玉米、瓜子、黄米、云豆。
虽然她不识字，却能道出很多道理。比如“十个手指不一样齐”，“出头的椽子先烂 ”，“天塌了有大个顶着”，“喝凉酒，使脏钱，早晚都是病”，“举的高，摔的重”。生活中，她也注重礼仪，清晰记得每每年夜饭前，她和爷爷都换好新衣服，恭敬地发黄表，然后等待儿孙们跪拜，发几块压岁钱。
生活中遇到大事，也体现出她的沉着与冷静，有一次爷爷出门，拉车的驴惊了，活生生地把他挤在树上，肠子都出来了，人拉回来已不成样子了。她平静地指挥大家送医院，又找人联系认识的大夫，同时让父亲去学校联系老师准备献血，到最后爷爷脱离危险，也没看见她落一滴眼泪。
在我上初二那年，她六十出头，得了骨癌。应该看出她很痛苦，记忆里她没有在我们面前哼哼过，听爷爷说没人的时候她才哎吆几声。那段时光，她很少出门，也不再讲故事了。腿疼了，自己弄一点米壳儿吞服。后来痛的厉害了，就请大夫来，打一只杜冷丁。一天下午放学，看见胡同里好多人，爷爷告诉我，你奶奶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
她走了，整条街的人都来送她，远道的亲戚也回来送她，灵柩停了整整三天。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不断地提及奶奶的生活观，好多我过了不惑之年才逐渐地明白。至于，她那些道理和故事是怎么得来的，仍不得其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