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维还指现代社会中合格公民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气质，批评性思维就融化在人的血液中，变成了一个人内在的禀赋、气质倾向、心性、习惯！是一种内在独有的灵魂血液里面。

就像我们说的，组织上我可以接受，思想上保留，我们的行政系统，特别是军队里面，为了保证整个军事单位和行政系统的高效，必须下级服从上级，这毫无疑问，但是我们学术探讨的时候，必须要有批评性思维。

批评性思维的口号：把一切送上理智的法庭。

任何人、任何思想、任何论断都必须接受离职和逻辑的检验，都必须在理智和逻辑面前，在人们面前，为自己辩护。

哲学家说：“今天当代，除了在所有人面前辩护的必要性，是无需辩护以外，其他一切都需要辩护。”

在理性逻辑，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证明另外的主张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态度。

于是善于进行批评性思维的人具有这样的个性特征：

心灵开放、独立自主、充满自信、乐于思考、不迷信权威、尊重科学、尊重他人，力求客观工作。

美国一些富有批评性思维的专家，聚到一起研究得出的“德尔菲报告”中关于“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共识如下：

对广泛议题怀有好奇心；

注重变得见多识广并保持这种状态；

善于把握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机会；

信赖理性的探究过程；

对自己的理性能力保持自信；

对不同的世界观持开放态度。

在考虑其他选择和意见时保持灵活性；

理解他人的意见；

公正地评估推理；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偏好、成见、陈规、自我中心或社会中心的倾向；

谨慎地悬置、做出或改变判断；

当诚实的反思表面有必要做出改变时，愿意重新考虑和修正自己的观点。

神学家JobeMartin的著作《一个创始者的进化》里这样描述，显示出顽固的非批评性思维态度：他们教条、独断、蛮不讲理、钢铁脑袋、盲害、死脑筋、书呆子、蛮不讲理等等。

书中这样描述：“没有一个科学家将会探索到一颗星星的生成，因为在创世周的第四天上帝就造出了所有的星辰，1992年春天，一些科学家宣称正在观察到一颗星星在恒星的空间里生长出来。他们使用了各种方程式来推导他们的结论。但是，只要他们的结论与圣经内容抵触，他们的结论就是错误的。”

通常而言，大多数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批评性思维的高手，他们于常人无疑处质疑，挑战常识、成见和陈规，反驳流行意见和“权威”理论，进行创造性想象，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由此推动哲学和科学的进步。

 古希腊数学家芝诺（Zeno of Elea）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运动的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称之为“芝诺悖论”（Zeno's paradox）。

芝诺的著作早已失传，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辛普里西奥斯为物理学作的注解是了解芝诺悖论的主要途径，此外只有少量零散的文献可作参考。直到19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关于芝诺悖论的引述及批评几乎是权威的，人们普遍认为芝诺悖论不过是一些诡辩。英国数学家B．罗素感慨的说：“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死后的声誉更变化无常了。死后得不到应有的评价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埃利亚的芝诺了。他虽然发明了四个无限微妙无限深邃的悖论，后世的大批哲学家们却宣称他只不过是个聪明的骗子，而他的悖论只不过是一些诡辩。遭到两千多年的连续驳斥之后这些诡辩才得以正名，…。”

19世纪下半叶以来，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芝诺。他们推测芝诺的理论在古代就没能得到完整的、正确的报道，而是被诡辩家们用来倡导怀疑主义和否定知识，亚里士多德正是按照被诡辩家们歪曲过的形象来引述芝诺悖论的。学者们对芝诺提出这些悖论的目的还不清楚，但大家一致认为，芝诺关于运动的悖论不是简单的否认运动，这些悖论后面有着更深的内涵。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保存了芝诺悖论的大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功不可没，但他对芝诺悖论的分析和批评是否成功，还不可以下定论。

芝诺悖论有个挑战常识的假设，称之为“二分法“：

假如你要 达到某个距离的目标。在你达到目标之前，你必须先穿过这个距离的一半；此前，你又必须穿过这一半的一半；此前，你又必须穿过这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如此递推，以至无穷。由此可知，没有你的脚所要踏出去的第一个点，你的运动无法开始；你也不可能再有限的时间里越过无穷多个点，你的运动无法完成。因此，运动不可能。

芝诺悖论听起来很荒谬，但是这与恩格斯所说的，芝诺悖论不是在质疑运动的现象和结果，而是在时刻理解，运动为何发生的原因。我们如何做我们的理论中、思维中刻画、理解、把握运动。芝诺悖论还是无穷悖论，涉及到如何理解无穷的问题，不光芝诺认为，不能理解无穷。

知名数学家希尔伯特说过这样一段话：

无穷！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曾如此深刻地触动了人类心灵；没有任何其他观念曾如此有效地刺激了人类理智；也没有任何其他概念比无穷的概念更需要加以澄清。

无穷的概念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曾经困惑了一些时代最优秀的大脑，因而有所谓的“伽利略悖论“、”莱布尼兹悖论“、”波尔查诺悖论“等，直到数学家G.W.Cantor，他在关于无穷的理解上，跨出了革命的一部，他接受无穷，才建立了关于无穷的数学理论——集合论。

康托尔的理论，集合A是无穷集，当且仅当，在A与其子集B之间能够建立一一对应。

假如自然数有穷，那么奇数是自然数的一半，偶数也是自然数的一半。但是假如自然数无穷，那么自然数和偶数之间就能建立一一对应，任何一个自然数我都可以找到一个偶数与它对应，也可以和奇数建立对应，也可以与素数对应，也可以与整数建立对应等等。

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感觉经验，得出普遍必然的规律？这是一个休谟问题。

另一个休谟问题是从“是“能否推出”应该“”你既然生了孩子，你就应该好好抚养和教育孩子“，后面是一个价值程序，是一个规范程序，价值命题根据来源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的价值程序，例如：北大学生就应该好好读书、企业家就应该好好的办企业、政治家就要为人民服务、研究者就要不断的创新，这些规范都是从哪来的？它的依据和命题是什么？它有没有某种事实的根据呢？这就是从”是“到”应该“的跨越，这样的跨越的根据是什么？从事实命题能不能推出规范命题，他们是否可能，我们普通人不怎么想这样的问题，哲学家在想这样的问题。

连锁悖论的教训：

对两个休谟问题仍然没有公共接受的回答，以至有哲学家这样的说法：“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