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龙
2012年4月11日，陟椒村原任党支部书记刘世广等一行四人来到安徽亳州市“山陕会馆”以及城北隅咸宁街，在亳州市史志办孙静和谯城史志办颜局长陪同下，作为陟椒村刘家大院的娘家人对刘家先人在亳州经商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离开亳州市区主干道，沿着城北一条两边矗立着古老建筑的民居小道，在路的尽头，他们找到了当年刘家先人建起的“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是一个标准四合院，山门上方横额刻着“大关帝庙”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两侧的钟楼、鼓楼与其浑然一体，顶冠的琉璃彩瓦与下面青砖墙壁相得益彰，宝光内敛，庄重而华丽。北面是供奉关帝的大殿，南面是彩绘鲜丽的舞台，东西延伸的厢房就是当年饮酒品茶、洽谈商务的会馆旧址。
历经数百年风霜雨雪，山陕会馆已是人去楼空。但是，朱红淡褪的墙壁、残破而整洁的青砖、清晰可见的文字壁画，以及肃穆庄严的关帝神像、精美绝伦的砖雕、木雕、铁旗杆......仍原汁原味地展示着曾经的流光溢彩，也在毫不掩饰地向远道而来的娘家后人透露着一种繁华落尽后的无奈与沧桑。唯独厢房门柱上一副对联：“盛世气象存天地，晋商豪情留古今”仍闪耀着熠熠光辉，昭示着刘家先人曾在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在散发着远古岁月气息的800多米长的北关老街上，百货琳琅的店铺栈坊、轻雾袅袅的酒肆茶楼、燃着熊熊火光的铁货作坊......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其背后埋藏着的一件件感人至深的故事......
明万历中兴年间，明朝大学士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等合并在现有的土地田亩上，大大减轻了老百姓沉重的赋税负担，于是，位于古泽洲南部山区的陟椒村村民在经营好有限的土地以外，不少人在街上开起了自己的小商铺。
刘家大院的刘铭建在家排行老三，母亲生他时撒手人寰，哥哥常年有病，姐姐出嫁，父亲已近古稀之年，伺弄三亩薄沙地已是力不从心。一天，一个走江湖卖中草药的怀州人在当街客店住下来。这位客商因从事中药材、针织品等生意，成为当地一位有名富户。受他的感染，刘铭建忽然产生了到外面闯一闯的想法。他知道，陟椒南山有枸杞、苍术、连翘等药材，采收并不费力。征得父亲同意，由本家叔叔帮助，刘铭建先到泽州城里倒腾一些中药材和山货，慢慢摸索出了一点经商之道。后来，经清华古道下山，由新乡、怀州向豫东和淮北走去，除中草药外，他还经营手工制品和铁货，渐渐积攒了一些利润，也积累了不少从商经验。
在同生意人交往中，刘铭建得知，安徽亳州是全国最大的中草药集散地，加工作坊需要大量药材。于是，他来到亳州，与其中一个药坊老板取得联系，并答应按需送货。刘铭建雇了几匹马和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将收购的山楂片和其他药材按约定时间送到亳州。药坊老板盛情款待，并以特惠价付于他。回返时，药坊老板建议他拉回老家缺少的丝绸、瓷器等杂货。那一次，刘铭建赚到了做生意以来最大一笔银两。
从此以后，刘铭建雇人收购山楂、连翘等中药材，又变卖了大部家当，置办了马队及驮具，往返于泽州和亳州之间。村人除了耕种土地外，抽空采集药材卖给他。他也将在亳州拉回的丝绸、首饰、瓷器等批发给村里小商铺。于是陟椒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茂一时。刘铭建从此走上了收购、贩运、销售为一体的经商之路。
中俄通商以后，以晋中乔家大院为首的晋商主要以走西口的方式占据了往北的大半壁江山，而刘家大院为代表的泽商，唯一的方向就是西南。而能进入安徽亳州，所要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了！
泽州处于太行山西南山麓，经清华商道到博爱再往淮南走的500多公里路途中，数不清的高山沟壑，爬不完的羊肠小道。冬天，风雪载途，冰封路滑；夏天，狂风暴雨，道路泥泞.....
刚开始，刘家在亳州北关老街租了两个店铺，一个卖药材，经销山楂、连翘、苍术以及一些紧缺药材，另一个卖铁货。因为刘铭建价格低，顾客盈门，生意火热。周边店铺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几个同行找到刘铭建，让他把价格提高一倍，刘铭建说，亳州人对我不薄，愧对良心的事我不能做。他们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几家店铺雇了打手，将刘铭建的店铺门窗砸了个稀烂，幸亏刘铭建及时醒来，才算保住性命。尽管发生了此事，刘铭建仍坚守“和气生财”的本分，若无其事地和他们饮酒喝茶，谈笑风生，无意中消除了隔阂，拉近了距离。
如果说刘家人生意做得好，倒不如说刘家做人做得好。刘家人，包括刘铭建以后几代当家人，都深深懂得一个道理：人只要有了好德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刘家在亳州雇了几十个伙计，除了教他们做生意技巧外，最重要就是教育他们如何做人处事。只要顾客需要的缺货，想方设法采购，并廉价卖给顾客。一次，刘家掌柜发现一个药店伙计在卖和收时，称秤对客户不公。他严厉训斥道：“老百姓辛辛苦苦挣点钱也不容易......”他要求：“寸宜宽，尺宜紧，不与百姓争利”，付钱时零以整付；收钱时，零头全部抹去。刘铭建以义取利、让利于民的做法，让刘家在亳州的商铺门厅若市，被当地官府树为亳州商道典范。
据《明崇祯实录》记：崇祯六年至十七年，一场大瘟疫由北至南席卷大半个中国。“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者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安徽亳州城内感染瘟疫者与日俱增，患者口干舌渴，恶心呕吐，皮肤瘀斑，不思饮食，高烧不退，死者无数。当地郎中深知山楂有“消食健胃，行气散瘀”等功效，可治愈瘟疫。于是，城内山楂抢购一空。刘铭建火速回老家收购山楂运往亳州，又多方寻医问药。根据郎中提供的药方，购买了大量的黄芪、白术、金银花、连翘等，招募了十几个小伙，用大铁锅煎熬中药汤送到患者家中，且分文不收。由于刘铭建的影响，亳州当地一些人也组织起来参加救助活动，使那场温疫得到了控制。
刘铭建的大善之举传遍了亳州城，民众纷纷对他表示感谢。亳州府太守派人找到刘铭建，劝他在亳州安家落户。于是，由州府长官出面划地建房，刘铭建在亳州落下户来。据明代《晋录》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刘铭建成为名震亳州的大商贾，他所经销的商铺，日进银两不计其数，以至搬运钱串的伙计为多赚钱而吐了血。刘铭建知道后，便给伙计加资并限量活计。
同时，刘家大院在亳州经商的几代人，始终没有忘记老家父老乡亲。他们根据陟椒村土地少、土质差的现状，每次回家，都要和乡亲们屈膝商谈，建议村人利用清华古道的通商条件发展商铺，并且答应从银钱上给以资助。如果有谁愿意去亳州，一切由他们安排。就这样，儒商的理念也渐渐融入到父老乡亲的头脑中，原本萧条的村庄活起来了，村民的日子从此过得安然而厚实起来。
清顺治13年（公元1656年），山西及陕西一些商人住在亳州北城大关帝庙，主要头领是山西商人王壁、陕西商人朱孔领。关帝庙内仅有一个祭祀关公的殿堂和一个可供演戏的舞台。山陕商人经常在此聚餐和举行宴会。一次盛大的午宴觥筹交错之时，刘家先人想起当初离乡背井时亲人委婉的嘱咐和凄寒的泪光，不觉萌发了修建商人会所的念头：“为了祭祀神灵，为了亲朋好友的娱乐，也为了给那些有着同样命运的同乡们提供一个安身之所，咱们建一个会馆，大家意下如何？”这个建议正符合大家的心意，当场一拍即合。王壁和朱孔领带头，于次年春暖花开之时动工，在原关帝庙旧址上进行扩建，并起名“山陕会馆”。
清康熙40年，山陕两地更多商人聚集亳州，“远服贾而通货贿”，以至于亳州涡河边形成了三条专营药材的街市，药栈、药行鳞次栉比。据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亳州《重修大关帝庙记》:“……西陲而行贾于亳,连袂偕来,指不胜屈,亟设会馆以为盍簪之地……”丰厚的利润在富了商人的同时,也有力地拉动了当地中药材的种植，正如清朝诗人刘开描写亳州芍花的诗句：“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到了刘家大院刘汉治这一代，刘家经营的规模最大，纳税最多，得到亳州官府以至朝廷重奖。据陟椒墓洼墓碑记，清乾隆19年（公元1754年），朝廷下圣旨，宣刘汉治进京，在故宫文阁殿“以资望特重”，授予刘汉治“皇清大学士”，官至一品。
自那以后，刘家的生意越做越火爆，到清光绪34年，刘汉治第五代孙子的商铺发展到50多个，基本占据北关老街三分之二。
据《亳州志》记载：康熙51年，山陕商人逐渐增加到百家之多，刘汉治被推举为山陕百家商会会长。他结合当时的发展，集资扩建“山陕会馆”。刘汉治、李天福、宋生长、程定国、梁尔祺、宋建功、拓一振等，共募钟楼、鼓楼及三间耳房。清乾隆5年(公元1740年)，又一次对会馆进行重建。刘汉治等六人捐大钟一口，大钟重291公斤，立于关帝爷面前永远供奉。清乾隆49年(公元1784年)，刘汉裔接任山陕商会会长后，对大关帝庙重修一次。清光绪33年（公元1908年），刘汉裔的曾孙刘初庭被选为山陕商会会长，将山陕会馆扩建为“三位一体”的多功能商会场所，占地面积达到3200平方米，以后又历经七次扩建和修缮，规模更大，功能更全。
让刘家后人十分惊讶的是：南面的戏楼呈凸字形，系三层牌坊式水磨砖面仿木结构，整个建筑竟没用一颗铁钉，全部是卯榫结构镶嵌而成，而且其间镶嵌着一幅幅精美砖雕，内容为十八出三国戏文，六百多个戏剧人物，无论是人物面谱还是亭台楼阁景观，无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因而被亳州人称为“花戏楼”。
在花戏楼舞台正中屏风透雕着“二龙戏珠”，上悬匾额“清歌妙舞”四个金字，中间上下场门有二额“想当然”“莫须有”。两边台柱上有悬木楹联一副:“一曲阳春唤醒今古梦，两般面貌做尽忠奸情”。
刘汉治在老家时，喜爱讲三国故事，在陟椒大庙，喜欢看上党宫调有关“关公”的戏剧。来到亳州后，他利用闲暇时间，常常给前来的人们讲三国故事，有时候还哼上几句上党宫调。一次，他唱起了上党宫调《华容道》。开始，当地人只能听见慷慨激昂的唱腔，听不懂唱词，后来才知道是骂曹操。亳州人哪能容许？
亳州是曹操的故乡。曹操，文韬武略，灭群雄、定北方，文章慷慨清峻，在当地人心目中，曹操是一个足智多谋的英雄，是亳州人的骄傲。而在北方戏剧中，曹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关公才是仗义豪爽的英雄。因为刘汉治在亳州为人随和，关系很广，当地人碍于面子，没敢翻脸。
当然，刘汉治也明白，在曹操的家乡骂曹操，的确不合时宜，也有损于弟兄们的感情。每逢这个时候，刘汉治总会说：我为大家讲一段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吧！他绘声绘色地讲起刘备、张飞、关云长在涿郡张飞后庄花开正盛的桃园，祭告天地结为异姓兄弟的故事，引起山陕商人和亳州人的共鸣。亳州人说，刘师傅，曹操也是一位任人唯贤、爱才重情之人，我给你唱一段俺们亳州戏，说罢，就唱起徽剧《三战吕布》，唱罢后，还要讲一讲曹操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故事。就这样，戏剧文化和信仰的融合，加深了刘家先人与亳州人的相互理解和建立友谊的基础。
尽管如此，从“大关帝庙”到“山陕会馆”，再到“花戏楼”，无论进行了多少次的维修和扩建，名称与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嬗变，刘家在南北文化融合中坚守“不忘家乡”的底线始终没有改变。故乡土地的芳香、父老乡亲的音容笑貌，让背井离乡的刘家游子魂牵梦萦。花戏楼中借关羽的忠义大旗与曹操“奸雄”较量的内容始终没有改变。直到现在，花戏楼木刻和壁画中推崇关羽、藐视曹操的内容仍旧还在，其中还有六处雕刻着揭曹氏伤疤的戏文。足以反映出刘家当时的崇高威望和不可取代的地位。
据《亳州志》记，公元1925年，东陵大盗孙殿英为了筹措“剿匪”资金，闯入亳州，捉住时任山陕商会会长的刘初庭，要他发动所有商会会员交出银两犒劳国军。刘初庭严词拒绝。敌人将刘初庭五花大绑，严刑毒打，但是刘初庭宁死不答应，最后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敌人在亳州城枪杀十八昼夜，工厂、作坊、店铺被抢劫一空。最后还绑架走刘家以及400余名商人“肉票”。刘家在那里做生意的刘银钟、刘忽忽、刘双双等人在亳州好心人的掩护下，才幸免于难跑回陟椒老家。
1966年，亳州市政府派专人来陟椒商谈刘家亳州遗产之事，谁知，不费吹灰之力到手的钱财，刘家后裔却无人站队，谁也不肯空手去接受祖宗靠拼搏创造的财富。当时的村委负责人明确答复亳州来人：“所有房产由亳州政府自行处理。”
三百年前，“花戏楼”是明清时亳州商贸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当时百姓精神生活的乐园，是历代先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她昔日的辉煌，至今仍留在亳州百姓心中。改革开放以后，“花戏楼”被亳州市政府改建成亳州市博物馆，1988年1月，又被国务院确定的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而在刘家大院后人的心里，花戏楼余音绕梁的徽腔，始终与“三教堂”慷慨激昂的上党梆子交织在一起，激情飞溅的商铺铁花，与南山轰隆隆的耕地机声又常常汇合在一起，那浓浓的亳州情结始终像高山上的松柏，千年不朽，万古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