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社会的生产能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否认与人口对应的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我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不同，更接近于新制度历史学派的观点，即强调由人口增长和其他因素引起的相对资源禀赋和价格变化的影响（North 和Thomas,1973;North,1981）。P13
问题在于诱致机制如何根据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有效地运作。究竟增加多少公共品供给来适应社会需求的增长，部分取决于如何把增长的社会需求转化为政治家边际收益曲线的上移。在这方面，政治诱致机制的转换效率往往很低，尤其是总体社会收益很大但具体到大量私人生产者收益甚微的公共品，明显不足以动员起政治支持（或游说）活动。这就是社会报酬高的公共品投资严重不足的基本难题（Olson,1965）。P21
因此，被采纳的制度在社会中是否能有效组织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事件。从长期来看，通过类似于生物进化论的适应和自然选择过程，在有效制度下的社会将会繁荣和扩张，而无效制度下的社会将会衰退并最终消亡。P22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工业化开始得越晚，完成人口过渡地进程就越快，就像从日本、苏联、北欧和东欧国家观察到的那样，往往从第一阶段跳过第二阶段，直接进入第三阶段（Yasuba,1980,第50-56页）。
李嘉图的理论预见到，在各等级土地面积固定的自然资源禀赋下，由人口增长导致的食品价格上升，将迫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在该状态下，利润率如此之低，以致无法为追加投资提供激励，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率也不会背离最低生存线，只有地主得到的地租收入在增加，而这些增加大多用于挥霍性消费。这种制约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的固定徒弟资源禀赋机制，通常被称为李嘉图陷阱，舒尔茨（T.W.Schultz,1953）则称其为“食品问题”。P72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只要遵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以往的农业生产率增长方式，就能摆脱李嘉图陷阱。P73
在最近半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长了约2.5倍，而农地增长不足30%。尽管人均可利用的农地减少了一半，但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了约30%。P77
然而，从广义上讲，向劳动节约型生产体系转变的主要障碍是土地丰裕时代产生的社会制度传统。例如在非洲，特别是在东非，人口密度在传统上低于亚洲，以至于当地人习惯于轮作和游牧。大部分农地仍保持部落社区所有，因此，作为促进土地基础设施长期投资的手段，私有产权的发展大大滞后。P92
由此可见，迈因特和刘易斯对殖民政策的意图和后果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然而，这两个出生在第三世界的伟大的经济学家都完全同意：以开采冗余自然资源为基础色经济增长能否导致持续的经济增长并增加当地居民的福利，主要局取决于能否将资源租金动员起来，并用于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以便使市场机制有效地运作起来。P98-99
为什么假定资本产出比率固定和没有要素替代的模型会在发展中国家的计划者和决策者中流行，这一问题部分地要用低估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和高估隐蔽失业来解释。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理论家误解了资产产出比率的历史趋势。P118
中央计划经济最缺乏的是这种能调动企业家为具有高社会需求的创新而努力的市场机制。P158
问题在于政府是一个具有以牺牲经济发展极其需要的那些公共品为代价而过度供给那些社会需求相对较低的公共品的固有倾向的组织。P 207
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决定哪个产业应该得到保护可能不是很困难。然而，通过各种产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评价保护政策对整个经济的长期影响是极其困难的。P217
政府侦查受保护企业的道德风险也是不容易的。政府难以确定它们在形成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失灵有多少应归咎于不可避免的外部力量，有多少应归咎于因保护而形成的超额利润变成了高级经理和加入了工会的劳动者的工资（和/或附加福利），而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p217
为什么至少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证明这个模式是成功的呢？它们的幼稚产业保护为何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口替代工业化那样失灵呢？原因之一可能是保护制度简单透明，在扭曲市场价格方面仅采用了关税，因而没有超出政府的信息能力。而且，德国和日本的关税税率始终，在20%或更低的水平上，大大低于许多采用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发展中国家50%-100%的关税水平（Yamazawa,1984,P154;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或许更重要的因素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为实现民族主义目标而建立的训练有素的官僚体系。P87-88
这样，由社区内人们相互影响所积累的信任提高了效率并减少了与劳动分工想联系的成本。在这方面，信任是一种类似于道路和港口这样的社会基本资本的“社会资本”（Arrow,1974;Dasgupta,1988;Putman,1993;Seabright,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