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例子，这个例子是说，一个人在地上种植，另一个人在该地上泊车，是谁损害了谁的利益呢？
泊车损害种植，但如果为了种植而不准他人停车，则是种植者损害了停车人的利益。跟着科斯推理说，只要土地的使用权利有清楚的界定种植或者停车，哪一种用途价值较高，会通过市场的运作决定，科斯于是说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
对于一个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来说，举这个例子可能有点难以理解。我们把这个例子改一下，如果这块地的主人是同一个主人，他既可以在这块地上种植，也可以选择不种植而去改成停车场。
那么主人选择去种植的代价，就是不能改做停车场，它做停车场的代价就是不能做种植园。
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他是要把该块土地用来做种植园还是做停车场呢，这取决于哪一种收益比较高。
如果说种植的收入比做停车场收入更高，那么土地所有人他就会选择做种植园；如果说做停车场的收益比做种植园的收益更高，那么他就会做停车场。
简单的说，选择的成本是放弃的最高代价。
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反对黑板经济学，也要反对黑板政治学。
政府对于新冠状病毒疫情之下，口罩能否涨价的问题。
政府禁止涨价的成本就是允许口罩涨价所产生的最大收益损失的代价。
这里面假定最终的收益的主人都是以政府作为代表的社会整体，那么选择准不准许涨价的问题，这里面本身就是一个收益与成本的平衡问题，是要充分的衡量哪一种决策给社会整体带来的财富更加具有最大化的意义。
具体来说，政府准不准许口罩涨价的问题，应该而且必须要衡量经济成本与收益的意义。
也就是说，假定政府禁止口罩涨价的行为，其前提应当是禁止口罩的涨价所获得的社会收益、经济收益，会远远胜于允许口罩涨价的最终收益。
那么禁止口罩涨价，它的收益会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平稳物价；第二方面是政治意义上让社会民心的稳定；第三方面是让老百姓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口罩。
当然上述只官方自己认为的能够实现的意义，那么真正是否能够实现平稳物价呢？实际上只是在官方的数据里面的平稳物价。
口罩是稀缺产品，在这特殊时候特别是疫情肆虐的时候，稀缺产品价格不可能是平稳的，如果是平稳，只是表面上的平稳，实际上老百姓是难以平常的价格买到一个口罩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实中也确实是，调查发现老百姓真正要买的口罩的结果都是要花比平时价格高5~10倍的价格才能买到一个口罩。
因此政府想要达到平稳物价的目标，几乎是很快就会破产了。
试想一下，单纯不允许口罩涨价，疫情期间人工成本也是要上涨的，谁愿意付出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去上班，这本身就是成本，要工人甘愿冒风险，人工费用必须上涨。
除此之外，其他的物流成本、其他的原材料同样上涨。
如果仅是在消费端禁止产品售价上涨，实际上形同把一锅刚烧开热水的温度降下去，而修改温度计一样。毫无意义。
那么政府能真正实现的目的，禁止口罩涨价的实际收益只能是政治意义上的物价（表面的稳定）和民心的稳定，除此之外是没有什么收益的。或者是给老百姓造成一种政府高效、亲民的一个正面的政治形象（政治的资产）。
那么禁止口罩涨价的社会成本又是什么呢？成本就是允许口罩涨价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经济收益无非几种：
一是口罩的短缺会很快得到缓解。商家获得比较高的收入之后，价格会发挥传导作用，消费端的高价格传导到生产端生产端。
因为有利可图，厂家会自发的增加投入生产，组织工人连夜赶工，在一定时间里面口罩的短缺将会得到缓解，加班的工人也获得相应的收入，社会能够与迅速自发的形式进行弥补进行修复物废的短缺、物价的高涨等现状。
二是能从根本意义上解决物价的平稳问题。稀缺产品只有在它的稀缺属性消失之后，它的价格才会回归平均价格。
口罩只有它的稀缺性下消失之后，才能够回到平均价格。如果只是单纯的禁止涨价，没有从根本的供应端里面解决短缺的问题，那么口罩的涨价问题依然还是存在的，只有在生产端的不断的投入生产才能够解决回归平均价格的问题。
上述两种意义上来讲，对比经济收益的情况，允许涨价的收益远远要高于禁止涨价，因此政府禁止口罩涨价实际上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行为。
有些同学会说，如果是放任市场经济毫无限制的自由发展，那么价格会管控的范围，老百姓会受不了，因此政府要进行有效的调控。
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说的调控也必须是要在充分的衡量收益、代价与成本等方方面面综合评比之下才能做出决定，而不是为了眼前的一些苟且之利，眼前的苟且红利，而做出错误的调控（也许政府调控的经济学成本与收益分析，这个可以另做一篇文章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