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 草

我十四、五岁时，每逢放了秋假，便领着一个妹妹和三叔家的二妹、三妹一起到东沟、南茔一带拾草。背着父亲用铁丝编成的大花篓，拿着二齿小爪钩，说说笑笑地到沟崖的槐丛里用爪钩夹住槐树枝一别，“嘎巴”一声，树枝就断了，再用爪钩把树枝按压到花篓里，以免叫树枝上的刺刺着手。有时还到边上刨过的地瓜地里倒会儿地瓜，把倒出的地瓜放在花篓里的树枝中间，用树枝掩盖起来，也有时看到还没刨的地瓜地里露出地面的大地瓜，心里经不住诱惑，四下里一看没人，便用爪子钩抓出地瓜放在花篓里，急急地离开地瓜地，赶紧用爪钩别几块树枝放在上面掩盖住，生怕被别人发现。这样每天拾回四、五篓子来，回家倒出树枝垛在南墙跟下，把地瓜堆放在院子里，瞅着自己的成就，心里特别高兴，这样就顾不上又累又热，汗流满面，拿个熟地瓜一面吃着，一面背起花篓又出去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现在十几岁的孩子，有几个为家庭生活操心劳力呢？

宋文暖背我过河

我读高小是在章家埠，离我们村五里地，中间隔一条小河，没有桥。平日里踏着河里垫的石头就过去了，下了雨水大了就得脱鞋袜，挽起裤角才能淌过去。那时我们村里一共7个人在高小上学，每天约齐了一起走。7个人中就我自己是女的，而且年龄最小。宋文明年龄最大，而且已经结婚了，他很老实，心眼又好，每逢河里涨水，他便背我过河，盛时其他同学往往鬼鬼祟祟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他也不理会。我真是非常感激他。他读完高小没再升学。我工作以后再没见到他。1987年我回家探望母亲，在街上遇见了他，真使我大吃一惊，就如鲁迅再次见到闰土时的感觉一样。三十年不见，他已变成又老又瘦的老人了，满脸皱纹，见到我很高兴，我们笑着互相问候，问起他的孩子们，都早已成家，也很孝顺，看起来他很满足，这让我感到欣慰，好人好报嘛！

换书借书

我上学认字多了就喜欢看书。但那时农村里没书可看，唯一的希望就是盼望着暑假哥哥带回几本小说来，我便贪婪地一本一本地仔细看。我的同学宋巽先的哥哥在青岛上学，所以他也和我一样，每当暑假就躲在家里看书。等他看完了，他就先拿着一本和我交换着看，等看完了这本便再拿一本交换，并把看过的那本互相交给对方。有时不谁的书多了一本两本，对方又没有书交换，便不愿意白给对方看而自己闲着。可是看了好书那种快乐自己独享不了，总想找人分享，便很不甘心地把书送给对方看，这样两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谈论着书里的事情，才有共同语言，有书看真是享受！有共同语言真是快乐！

读六年级时，我们听说刘家庄有个图书馆，我和宋巽先便商量着要去借书。于是在一个日期日，我们俩便步行二十里地到了刘家庄，打听着找到图书馆，记得我借了一本巴金的《家》，以后又借了一本《春》，可就是没借到《秋》。一直到上了一中，我才看了《秋》。

现在的孩子，那个不拥有自己的“小图书馆”？可是有几个如饥似渴的读书呢？真是“书非借不能读也！”

香港衫

1956年我小学毕业，因为要去报考海阳师范，母亲便给我扯了一块浅紫花小花布，那时候把它叫做“洋布”，薄薄的、光光的、软软的，比以前穿的家织布不知好了多少倍！我高兴地了不得，母亲也不敢随便给我做了，便商量着求邻居宋世昌媳妇给我做了一件“香港衫”（即胸前有兜的衬衣，可能从香港兴过来的，叫做“香港衫”），我长到16岁还是第一次穿这么漂亮的洋气的衣服，穿在身上滑滑的、软软的，真是舒服极了！美的我喜笑颜开，合不拢嘴。妹妹们又嫉妒又羡慕，眼馋地围着在我身边，争抢着伸手摸一摸，感觉那种又软又滑的滋味。我则躲避着她们，生怕给弄脏了。二妹还诗兴大发，编了个顺口溜，和三个妹妹一起围着我一边拍手一边喊：“香港衫，考师范，毕业当个小教员。”

那时候当个“小教员”就可以脱离农村户口，吃上公家饭，是很多人向往的。我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每次都考第一，我以为一定能考上，谁知我们班竟一个也没考取。但最终我还是逃不脱命运的安排，四年后我仍然当了个“小教员”，但随着知识的增高和思想的转变，此时却不是我情愿的。

停学一年

我16岁小学毕业，老师说海阳要招收师范生，便带领我们去投考。记得当时在一个好大的露天广场考试，考试的人好多，而且大多是三十来岁的复员军人，结果我们一个也没考取，据说52个人取一个，而且优先照顾复员军人。就这样，1956～1957年我停学一年。这一年中，我经常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我和队里的妇女们一起干活，我还管着记工。我们收玉米、割豆子、刨地瓜、拾棉花……什么农活都干，虽然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累着，但大家一起说说笑笑，也挺有意思的。

经过这一年的劳动，我初步学会了干一些农活，也体验了农民的辛苦生活。这为我在后来的艰苦环境中忙碌的工作之余抚育孩子、操持家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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