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简介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

《娱乐至死》想告诉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l 笔记

前言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语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放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娱乐正成为美国的文化精神，电视决定了我们的话语内容。

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作者认为，公共话语方式规范并决定着话语的内容，影响思想的表达。而现今美国印刷业不断衰落，电视也却同步快速发展，电视是一种媒介，它改变了公共话语的形式，也就改变了公共话语的内容和意义，使得内容被重新定义，用适于电视的表达方式来展现。接下来作者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并指明这并不同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他认为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具体的明确的说明，而媒介却没有这个功能。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是有力的暗示来定义这个世界，往往超出事物自身的意义。而且媒介这种指导人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往往是以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作者为了解释隐喻举了一些例子，例如有人指出，12世纪眼镜的出现不仅使得矫正视力成为可能，而且还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作者甚至觉得眼镜的发明和20世纪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因此可以说，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者思想，并不是它本来的面目，而是他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媒介于无形中影响文化。

作者写作该章节为了表明自己在后面的论述中不是单纯的对电视进行“攻击”，而是把焦点放在认识论上，而非文学或美学批评。当然更重要的是揭示媒介在我们的认识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认识论是有关知识起源和性质的复杂的学问，和本书有关的是认识论对于真理的定义以及这些定义的来源。作者致力于证明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介的性质，媒介在我们认识论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为此，作者引用了诺思洛普·弗莱的“共鸣”概念，并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共鸣是扩大的隐喻，左右着我们理解和定义真理的方法。他认为对于真理的认识方式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关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的存在，而是必须穿者某种适合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得不到承认。因此，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并且早在章节末尾提出，每一种交流工具的出现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这要能够平衡不一定是绝对的，有时得大于失，有时失大于得。因此我们在毁或者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和现今有很大的不同，话语清晰易懂，严肃理性。

早在16世纪，人们的认识论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最初移民美洲的英格兰殖民者就十分痴迷铅字。这使得殖民地美洲没有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没有成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

17世纪末，一种本土文学——报纸开始兴起。当然这和美洲人对印刷机的偏爱分不开。伴随报纸而生的还有内容审查，与之而来的就是美洲人争取信息和自由的斗争。

18世纪末，美国已经拥有了相当于英国三分之二的报纸，而人口却只占英国的一半。人们醉心于报纸和小册子，甚至没有时间来看书。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

19世纪美国所有地区都开始形成一种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无论是图书馆数量还是藏书规模都显著提高，演讲厅大十分普及。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舞台产生了持久而强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而是因为铅字的垄断地位。当时的人们没有其他的娱乐和消遣，印刷品几乎是唯一获得信息和消遣的方式。很显然，印刷术影响了公共话语的形式，而形式又决定了内容，使人们日常演讲和说话充满了现今没有的书卷气息。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的选择了某一类型的受众。而作者正是要探索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是怎样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的，而今日的美国又是怎样远远背离这一切的。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从“阐释年代”到“娱乐业时代”。

作者以林肯时代的演讲和听众开始本章的论述，来证明印刷术控制下的话语性质的力量。

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在任何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公共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的有序组合，大众通常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

作者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分别从宗教、法律和商业社会的角度阐述了人们如何通过印刷文字和印刷文化进行活动。

总之，在18到19世纪，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印刷术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美国才能跻身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思想的时代，作者命名为“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

电报和摄影术形成一种“伪语境”，电视认识论进入我们的视野。

到19世纪中期，两种观念的融合为20世纪的美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公共话语隐喻。也大大冲击了“阐释时代”而为“娱乐时代”奠定了基础。其中较新的一个观点是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不再是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

打破这个障碍的是电报的出现。但电报的出现摧毁了对于信息的原有定义，赋予公共话语新的含义，使得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信息的作用不再取决于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而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信息成为商品。

如果没有报纸与电报合作，电报将信息转化为商品的潜力也许永远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至此，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程度和获取速度。电报使得与我们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提供一点谈资，而并不是是我们行动。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和分析信息，而印刷术却恰恰相反。

摄影术的出现使照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新闻与报纸的绝好补充。电报式新闻把读者淹没在一大堆不知来自何处。事关何人的事实中，而照片刚好为这些干巴巴的条目提供具体图像。但是这种照片和新闻所形成的语境纯属错觉，只是一种伪语境，让毫无关联，脱离生活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上的用途。照片没有句法，不能和世界理论，无法提供“本来应该怎么”或者“本来将会怎样”。照片记录感受的方式也不同，往往脱离语境，支离破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子媒介的加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创造了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在电视出现以前，没有人响应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电视出现后，人们住在了里面。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电视成为了“元媒介”，不但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这产生的后果就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

电视是技术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并且有自己的倾向。

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所有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娱乐成为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视包括了话语的所有形式并且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电视中表现的世界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种种话语的象征，并且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现在，电视控制着政治、宗教、商业、法律、教育和其他一切重要社会事务。

第七章 好……现在

“好……现在”常常被用于新闻或者广播，目的是指出我们刚才看到或者听到的内容和即将要看到或者听到的毫无关系。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媒介勾画出的世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再残忍的新闻事实，只要播音员说一声“好……现在”，一切就可以从我们脑海中消失。新闻和电视节目成了纯粹的娱乐，是为了娱乐观众而上演的表演。观众也不会把看到的东西当真，不管看上去多严重，后面的广告可以消解它的重要性。

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电视成为我们了解公共信息的样板，并引导其他一切媒介（如报纸、广播）都向娱乐化看齐。

谎言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对这样的情况不会感到吃惊，他早就预见了它的到来。他相信，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在电视时代，不仅是新闻向娱乐化发展，宗教也不能幸免。

在电视上，宗教和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缺陷。电视把某种事物转换成另一种东西，原来的本质可能丢失。电视本身的几个特点以及他周围的环境，真正的宗教体验无法实现。因为人们既无法神话电视播出的空间，电视屏幕本身也有着很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让具体的形象进入人们心里，而不是抽象的概念留在人们脑海中。我们在真正的宗教中看到的图像是以施展魔力为目的的，而不是为了娱乐。这当中的区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赋予事物魔力，我们可以获得神性，而通过娱乐，我们走得离神越来越远。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他的目的不是追求一目了然、公正诚实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这样。而在美国，电视广告已已经成为政治话语最本质的象征。

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政治竞选逐渐采取了电视广告的形式，而电视使得美国人不得不接受电视广告哲学。人们已经把电视广告当做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并且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而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者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政治家把自己作为娱乐素材推出，而电视是一种具有光年速度的媒介，是以现时为中心的，它的语法里没有表达过去的时态。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

这就是所有成功电视广告的经验：它们给我们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或一个为观众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焦点。

因此，在娱乐业和形象政治的时代里，政治话语不仅舍弃了思想，而且还舍弃了历史。就想赫胥黎预测的一样：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娱乐时代，教育也不能幸免。就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利。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介入。学习需要付出代价，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个人兴趣要让位于集体利益，想要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年轻人来说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决绝的斗争。

然而，电视提供了一个富有诱人创意的不同选择，提出了电视教育节目的三条戒律：

1.你不能有前提条件

2.你不能令人困惑

3.你应该像避开瘟神一样避开阐述

如果给这样没有前提条件，没有难题，没有阐述的教育起一个名字的话，那只能是“娱乐”。

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做得更好。而作者则认为这样的观点是误导人心，他认为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段，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存储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

但显然，教育已经被娱乐俘虏了。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个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显然，赫胥黎的警告已经成为现实。

作者前面提到过，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

因此，作者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他认为如果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人们才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因此，他提出两个方法来实现，一个是创立一档新型电视节目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看电视，当然作者接下来就立刻否定了这种做法的可行性，于是第二种方法出现了，即学校教育。

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让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l 短评

在这个娱乐业的时代，娱乐主义与消费主义盛行。比起书中提到的电视文化，互联网的海量信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海量的数据面前，我们很难从中甄别出我们真实需要的信息，各种碎片化的阅读信息，营销号搬运的广告信息，精准诱导下的购物广告，铺天盖地，卷土而来。于是这本《娱乐至死》出现了，这本书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思考文学从兴盛到衰落的一种历史变化，重新去看待我们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事情。

就像书中所提到的，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直接从电视获得某种信息，我们也会通过其他人得到它。这使得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一种娱乐。在这样一个电视时代，最不受欢迎的就是那些面无表情、身无僵硬、讲着严肃话语的人。在现代的游戏规则面前，你必须做到娱乐大众，才能获得自己所需。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生活被定义为周而复始的娱乐，严肃的公众对话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一切公众事务形同杂，文化灭亡的命运也在劫难逃。最后，作者引用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让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