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课背后其实是教育体制的宏大命题。曾经我们寄希望于素质教育，但是理想的背后，暗藏着公平的倾斜，与重蹈覆辙的危机。

“接到学校通知，下学期不接受刘文展的报名，请换一个学校。”

新学期开学前夕，张春华收到一条微信消息。发送者是儿子刘文展的班主任。

16岁的刘文展多次通过网络，向当地教育局举报于都实验中学违规补课及收费情形。按照他的说法，举报材料发出后，自己遭班主任“劝退”，20多天没有踏进校门。

事件发生后，校长称，此事为班主任擅自决定的，他向刘文展表示道歉，并解聘了涉事班主任。

但事件从不会结束，它时时刻刻都发生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而刘文展的故事，只是其中的缩影。

还有不计其数的中学生，陷入在补课等牢重的课业之中。有时是被迫，但更多情况下他们还是选择了接受。

1

“当高考与命运画上等号，虽然嘴上叫苦连天，但很少有人真的会去举报补课。”

我国的中学生始终面临着困境，一边是自由，一边是高考，两者都想要，但两者皆不愿抛。

学校也面临着同样的境况，一边是老师、学生们不愿耗费时间精力补课，另一边又要死死盯着升学率等关系学校存亡的指标，家长方面也经常施加压力希望学校能够补课。权衡之下，学校往往选择的便是后者。

应试教育问题讨论由来已久，常常为人所诟病。但是讨论来讨论去，莫衷一是。

曾经我们寄希望于所谓素质教育，但是理想的背后，其实暗藏着公平的倾斜，与重蹈覆辙的危机。

2

河内的法国殖民政府曾经颁布过一条法令：人们每交出一只死老鼠，政府就给他发钱。政府这样做本是想控制鼠灾，但这条法令却导致人们养殖老鼠。这是激励过敏倾向的例子。它先是说明了一个平庸的事实：人们会对激励机制做出反应。这不奇怪。人都会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令人吃惊的是两个次要方面：第一，一旦有激励加入游戏或改变了激励，人们就会迅速而剧烈地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二，人们是对激励做出反应，而不是对激励背后的目的做出反应。

——《清醒思考的艺术》

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教育的升学制度，早已脱离了教育的初心，学术水平在绝大多数时候被抛掷脑后，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更关心的身份层级的流动，以及突破阶层隔板的野心。

还记得高考方落，北京市某高考状元对“寒门难出贵子”的陈述，便再一次挑动了大多数人的神经。是否能够从高考中受益，打破阶层固化的天花板，从此过上更好的生活，才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

不得不说，应试教育虽称不上完美，但是远比需要耗材耗力的素质教育要来的公平不少。我们很难要求农村的孩子进行社会实践拓展，拥有和富贵家庭一样的见识和能力。

全国卷考题作文出现了共享单车，对于并不身处大城市、不知其为何物的同学们来说，已是叫苦不迭、吐槽纷纷。

可想而知，若是素质教育导向的新升学机制一旦实施，所谓“阶层固化”反而会更加严重，“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绝大多数人从一生下来，就会失去了向上流动的能力。

除此之外，原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辞去了自己的教职，写下《优秀的绵羊》一书，借以讽刺美国的教育体制。而其展现出的是，在我们看来更为“素质”的美国教育，其实底下仍旧是一层应试的里子。

当追求分数是一种应试，那么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而是为了光鲜的履历而不得不进行的社会实践，是不是也是应试的一个翻版？

罗尔夫•多贝里在其《清醒思考的艺术》中谈到，人们是对激励本身做出反应，而不是对激励背后的目的做出反应。

如果说收获良好的教育是一种最初的目的，那么当无论是分数、还是社会实践履历表成为衡量的标准的时候，教育的跑偏已经在所难免。

3

村上春树说，“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我们所有人都是“鸡蛋”，名为体制的“高墙”高耸在我们周围。体制本是为了守护我们而存在，但有时候也会出现问题。监视体制的正确运作，保护以身撞墙“鸡蛋”的尊严，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应当承担的使命。

我不相信刘文展举报学校能解决问题。不得不承认，在他自己追求所要求的自由的同时，也确实了抵触一部分其实愿意接受补课的学生的群体，但我仍然相信，他是一个英雄。

补课的兴废与否，便是自由与应试教育固有的冲突。很难说哪种方式会让我们过得更好。但只聚焦于补课，反而是对更宏大命题的逃避，问题远非设想的那么简单，一纸补课禁令也绝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

但我仍然要对这种以卵击石的态度和勇气致以尊重，至少他激发了一次更多人对教育的思考与讨论。

讨论的意义无关对错，而在于是否能在纷乱中寻找出几条路来摸索前进。

即使未必就能马上出现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问题与冲突的浮现永远将是我们探索的不竭动力。

而这样一个摸索过程的价值，便是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