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叫河湾的村子，没有出过什么贤达名人，更不是名门望族，但民风淳朴，人们心地善良，知礼谦让，这种美好的品质一直传承到今天。
1960年到1962年我们也做过一些不耻的事来，在心里留下了阴影，每有人提起，更是羞愧不已，特别忌讳说偷，不自觉的将”偷”说成了”摸”。大家说起”摸”字时，彼此心照不宣。
1959年年底，太阳还是那么温暖明媚，阳光透过云层，努力地洒下道道金光，照在阴冷的白霜覆盖的大地上。
生产队把我作为主要劳动力，编到了一组，一般重活都是一组出工，累是累些，但中午能多领一个牛眼大小的窝窝头，能领到两个窝窝头是多么高兴的事，我自是一口也舍不得吃，小心地用手巾包了，装进口袋里，留给家里七十多岁的老娘，和两岁多的女儿，这是祖孙俩一天的口粮。
生产队里的伙食一天不如一天，收工回家的村民，每人从家里拿来一双筷子一个碗，从各家的方向挪动着无力的脚步，走进食堂。沿途叮叮当当的筷子敲碗声，也没有了往日得欢快，多了些凄凉。中午饭的两个窝窝头没有了，一天只能喝两顿照出眼睛的红薯粥，我们自嘲叫”四眼粥”。慢慢的红薯粥改成了水煮红薯叶，黑褐色的汤里飘荡着几片红薯叶。
我的耳鸣一天天的严重，耳边仿佛一直回荡着女儿的哭喊声：”我饿，爸爸我饿”。
1960年的春季，我二哥在淮南矿，是一线采煤工人，由于工作积极，获得了一个带子弟的名额，我自然而然地成了煤矿下设，一个预制场的一名工人，工资十八元，我隐约看到了，生活中的一线曙光。
当工人虽然也吃不饱，碗里总有几粒粮食，我尽量少吃点再少吃点，梦想着攒够五元钱寄回家，但终究没有攒到。每当我端起饭碗，看到碗里飘着的大米粒，眼前总是浮现两岁多的女儿瘦小的身影，耳边飘过她细小的声音：”爸爸我饿”。
我在预制场造了三个多月的电线杆。忽一日接到家里小我四岁侄子的来信，信里的大意是说：我老娘饿的下不了床，孩子娘饿的全身浮肿，催我赶快回家，还说咱们家的土地上即使生长着野草，也能偷吃一口。我看到侄子的来信，想也没想，把所有的饭票换了六个馍馍，卷在了破旧的棉裤里，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从八集车站下了火车，当我的双脚站在了故乡的土地上，看到了四周的田野满目荒凉，满地的高粱长得像麦子一样稠密，田间小道有看守庄稼的人不停地走动。窄窄的道路两旁，生长着茂盛的苦苦菜，苦苦菜低垂的叶面上，长满了红色的豌豆大小的红疙瘩。我蹲下，拔了一把，吹了吹上面的泥土，咀嚼着，苦涩的汁液和着饥饿的吐液一起咽下。
一阵风吹散了我的头发，我的心里烦恼夹杂着怨恨，怨天灾吗？我不知道。天空中有一只不知名的黑鸟，盘旋着向我俯冲过来，忽又悬空，落入田间高粱丛中不见了。这时天边有乌云滚动着涌来，在太阳地照射下更加黑暗，云头过处，狂风劲吹，呼呼的风声像天边传来的召唤。
我没有勇气就这样寒酸着，走进家门，面对自己的老娘和妻小，我徘徊在荒野，等到天完全暗了下来，我才走进家门。
听说我回来了，侄子来到我跟前，附在我耳边小声对我说：”三叔，西南湖队里的南瓜能吃了，今夜我带着你去摸”。我看到躺在床上的娘，和饿的全身浮肿的孩子娘，还有一天到晚喊饿的女儿，我点头答应了。
夏季的暴雨像瓢泼一样下个不停，道道闪电划过漆黑的夜空，瞬间照亮了大地，雷声轰隆隆的从头上滚过。侄子小声地喊着我，恐怕走散了。
我俩冒着倾盆大雨，摸索着来到南瓜田边，趁着闪电能看到瓜田的四周，高高耸起的看瓜草棚，草棚里不时有，手电筒的亮光照射出来，等手电筒的光柱划过，我和侄子一头扑进了瓜田。我在黑暗中迅速地摸到了一个南瓜，在沾满了泥水的南瓜上面，啃了几口，吞进肚里，稍微缓了口气。我接连着摸了十几个南瓜，装进了麻袋，正要背起往回走 ，一道刺眼的手电光照在我的脸上，看瓜人高大的身影，披着蓑衣，手里拿着木棍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感到，我的心凉了，血液停止了流动，腿软着，扑通一声跌坐在泥水里。
只听看瓜人，长长地叹了口气：”唉，苍生可怜，苍生可怜”。瞬间熄灭了手电。我又重回到黑暗里。等我回过神来，看瓜人的手电光已在很远处摇曳了。
已经后半夜了，娘，妻和女儿还没有睡，焦急地等我回来。当我把半麻袋的南瓜，倒在地上时，我三岁的女儿趴在南瓜上面猛啃起来，高兴地咯咯笑。七十多岁的老娘把一个南瓜抱在胸前，双眼汪满的泪，如涨溢的湖水，不停地涌出。
我现在老了，每次回想往事的时候，心生愧疚与羞耻，我把我雨夜摸南瓜的经历，讲给我有出息的儿女听时，他们就会附我耳边大声的对我说：”爸爸你那点人生的瑕疵，丝毫不会影响你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你的身影如山一样高大，心胸如海一样宽广，你依然是世上最伟大的父亲”。
看瓜老人在2014年冬天，活到了近百岁高龄后，安详地去世了，送葬的那天傍晚，送别的人排着队好长好长，前看不到头，后看不到尾。我走在送葬队的中间，伤心，怀念，更不能忘记的是，老人的慈悲与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