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的夏天，大哥天天回来，一进门就把门关起来和母亲交流什么，那时楼下郑家的陶阿姨忙好了也会上来和大哥在一起，有时他们会一起出去，后来听说他们处对象了。那时我的大姐夫，就是公私合营时打大鼓的那个瘦瘦高高的青年，也经常来家里约大姐出去看电影什么的，大姐也谈对象了。大哥收到了支内的指标，他想带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去合肥支内。并且说服母亲离开这伤心之地，大哥的本意是叫母亲一个人跟他走的，留下我小姐姐、我和弟弟，因为母亲没有抚养能力了。在上海的话，政府总不能看着孩子饿死吧。

谈话进行了很多天，母亲执意不肯丢下我们不管，最后双方都妥协了：小姐姐留下，我和弟弟跟母親一道去安徽合肥。

这事从现在的角度看，我认为大哥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天无绝人之路，政府不会让我们上街讨饭，顶多把我们送到福利院，孤儿院或外地去。最主要一点是，母亲不会因我们在她身旁而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

那时母亲才四十岁，还很年青，人也漂亮，完全可以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我们，她更不会在到合肥仅仅五年后就一命呜呼。其实母亲到合肥后是非常后悔的，她后来多次说，当时只要有一个亲人反对，并劝导她，她是决不会离开上海的。临要走时，母亲还曾试探性地问她最亲的妹妹——我的宝娣阿姨，到安徽后不知怎样，会不会过得惯，她这样的身份那里人会如何待她等等。可我的阿姨却生硬地说母亲，“，“那边怎样先不说，你在上海怎么样呢？有什么好啊？”

一句话使母亲决意出走了，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我和弟弟从此也受尽了人间的疾苦和耻辱。

要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重新生活，对于已经四十出头的母亲来说，心里的滋味是没人能体会的，特别是母亲从来没离开过上海一步。她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在此。她所有的爱与恨也在于斯。没有人理解母亲此时此地的心境。

要离开上海了，有许多事情等着母亲去做。要动身的前两天，母亲带着我到学校，找到我的班主任杨老师开转学证明，老师开好了转学证明，并将我的学费免除证明也开好了。要分开了，杨老师主动拉着母亲的手说了些安慰的话，并叫我要听妈妈的话，说妈妈很不容易的。两个年纪相仿的女人双手牵着，杨老师的眼中还含着泪水，我的鼻子都酸酸的了。我感到我的老师真好，她没有因为我的父亲是个反革命而看不起我的姆妈和我，反而是内心充满了怜悯和同情。这也是为什么我离开上海六十年来一直没有忘记她——我的老师楊静清先生。后来我还去凤阳路一小找过她，可惜学校已经搬迁了，我就再没见过她，但她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我和弟弟在后门和郑家几个孩子玩，不知谁家有个破柜子冲洗了晾在弄堂里，弟弟就站在那柜门上摇晃，可是这柜子也实在太破了，一不小心就把柜门踩断了，有个小孩就叫起来。正好姆妈从外面回来，看见弟弟闯禍了，二话不说就扑天盖地抓住弟弟狠狠地打。我从没看见母亲这么打孩子，也是第一次见母亲打弟弟，吓得我一声都不敢响，直到鲁四娘和其他人拉着姆妈，我才连忙带弟弟回家到阿娘那里。阿娘心痛不已，一边给弟弟擦拭，一边问弟弟痛不痛，然后抱着弟弟抚摸着他，我也靠在阿娘身上，看着抽泣不止的弟弟，心里还很害怕。

我母亲从没打过弟弟，倒是我经常讨母亲的打，因为我小时候特别顽皮，不是弄破衣裳、裤子就是和人打架，因此讨打是家常便饭。好在每每要挨揍时，总有阿娘出来保驾，因此阿娘为我也挡了不少打。这次母亲打弟弟，实在是心里的苦、累与沮丧积累太多的总暴发啊。

人都知相依为命这句话的含意吗？弟弟从一生下来就注定和母亲相依为命了。弟弟从出生起一直伴睡在母亲身边，在最艰苦的年月，母亲劳累了一天回到家，弟弟马上就会扑到母亲怀里，母亲的第一句话也会问今天吵没吵？哭没哭啊？乖吧？

每当姆妈在家，弟弟就总想法趴在母亲背上。姆妈如坐在小凳上，弟弟就会站着从背后搂着姆妈的脖子把脸贴在伊的背上；姆妈如坐床上，他也会设法爬到床上把脸贴在母亲的背上，实在没有办法，他就把脸睡在母亲大腿上，总之弟弟是十分黏着母亲，而母亲也总是慈爱地容忍弟弟的黏人。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当夜里不懂事的弟弟搂着她甜睡时，谁又能说不是给母亲的一种安慰和满足呢？一直到合肥，后来母亲患癌症病重，本该理应由我来服待母亲，因为我十三四岁了，力气也大些，可是母亲却提出叫弟弟休学在家看护她，可见母亲还是觉得弟弟与她亲近些，那都是小时候相依为命培养出的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