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喜欢上子敏这件事，父母自然早已知情，他们心知肚明却不点破，并未明确的表示过反对。
在1998年的暑期，姑姑和祖母也从我口中比较明确的了解到我将来想和她结婚的意愿，她们对我这个想法感到十分惊愕。
祖母认为并不现实，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姑姑则明确表示反对，甚至说我是家门不幸。
她的观念也许和子敏的父亲有些类似，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潜意识里认为娱乐圈里的女子并不是合适的婚恋对象，但我却从来没有这些观念。
堂弟对我爱上子敏一事并不反对，但他并不看好我能实现这个难度极高的目标。
在我们讨论这件事时，他曾经笑着说：“你能不能见到她都是个问题。”
尽管如此，在暑假里他还是告诉我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有一档子敏的广播节目“亚亚看天下”，让我尝试着给她写信。
在此之前，我并未听说她参加了这类活动，自从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开始每天都拿着收音机开始收听这档在晚上八点的广播节目，大约持续半个小时左右，她会讲述很多自己的理想和心情，对感情的态度，与父母和朋友的关系，对于不同社会事件的看法，对其他歌手或歌曲的评价等。
我清晰的记得她曾经谈到对柯以敏的印象，那时柯以敏还在健身房里锻炼身体，想要让练出一个健美身材，子敏对她的评价很不错，她似乎是个从来不提别人缺点的人。
子敏平时很喜欢小狗，自己也养了一条，也喜欢各种各样的花卉，经常到花店里去买花，让歌迷珍惜友情和亲情，一口带着台湾腔的普通话听起来非常的温婉与柔和，那种口吻就像是幼儿园阿姨哄着小孩，似乎只要乖乖听完就会有糖吃。
等到讲完这些事情以后，她还会弹着吉他唱上一首台湾早期的校园民谣，如《飞往异乡的747》、《等待》、《野姜花的回忆》等，几乎每个晚上她都会唱一首歌。
我就在那种略带干扰杂音的广播声中听着她一首首的唱着，恍惚之中仿佛如同回到了童年时代，看着《欢颜》中满面忧伤的胡慧中，褪色而陈旧的画面之外，唱机里播放着齐豫沙哑的《橄榄树》。
那些支离破碎的往事在回忆里不停的倒退，重新拼成一面映满了夕阳光辉的镜子，她就坐在镜子里弹着吉他寂静的唱着，我在镜子外沉默的看着她，两行热泪缓缓挂落在双颊上，仿佛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正处于不同的世界，可望而不可即。
正因为她讲述着这样的故事和歌曲，我更加坚信她并不是喜好名利的人，虽然早已成名多年，但仍然保持着自己过去的理想，继续沉浸于简单的校园民谣和温情故事里，但在她的叙述和歌曲中，隐隐流露出一种渴望被爱的情绪，期待有个梦想中的人来到她的身边给予她温暖，就连主持人在听完她的歌以后都笑着说她是唱了一首征婚歌，这说明她的感情上并不是很顺利，显得比较孤独，这和她在歌曲中所流露出来的忧伤和落寞情绪相吻合。
每一次收听她节目时，我都会用收录机把整个节目录下来，这样结束以后还能听几次，好几期节目我都用听写的方式逐字记到了日记本上，以前收藏的那些录音带逐渐录满了她的节目，然后再逐渐的覆盖重录，循环往复。
晴朗的午后，我躺在二楼的床上断断续续的听着这些录音，想象着应该如何给她写信，后来开始听她在93年发行的《风里的梦》，这是首节奏缓慢的歌曲，高中三年我早已听过无数遍，歌里充满了遗憾和感伤的情绪，不停的回忆往事，不停的假设一切重来的可能性，仿佛唱出了我多年以后的模样。
我就这样听着，侧首遥望着宽阔的窗口天蓝色的窗帘在温煦的风中微微飘起。楼下几十年前的祖屋在二战中被日军的炸弹炸毁，后来变成了一块空地，祖母种上了花卉、桃树和蒜苗，一颗高大的梧桐树从宅基附近拔地而起，粗壮的枝干和茂盛的树叶恰好能在二楼的窗口中一眼望见。
夏天午后炽热的阳光将晃动的叶片映得发白，远处的知了叫个不停，我的未来从我脑海中飘出窗外，停泊在梧桐树的叶片上缓缓飞起，飞入广阔的蓝天之中，却不知去向何方。
由于1998年苏州大学新校区在八月底尚未建设完毕，大一的开学时间延迟到了九月末。
因此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长达三个月，我在9月3日写了第四封信，按照广播里提供的那个地址寄给她。
9月末进入苏大以后，那个国庆节我并没有回家，依然保持着假期里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八点多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她的节目。
宿舍里的同学逐渐了解到我对子敏的爱恋，于是他们陪着我一起收听，有时我没想到他们也会提醒我，收听时信号不好还要在宿舍不同的位置调整天线和录音机的摆放方式，即使这样录下来的声音仍然充满了各种背景噪音，节目结束以后大家还会就内容讨论一番，我并不介意和别人讨论自己的感情，甚至希望天下人都知道我爱她的心态。
在陆续寄给她的信件里，我不仅仅讨论对她的爱慕之心，还点评了不少她的歌曲和文案，对她的演唱事业提了很多建议，希望她唱一些超出爱情主题的歌曲，每年多发行几个专辑。
此外我也提到很多有关自己的事情，包括家人、学业、音乐、文学、书籍、同学关系、游戏、电影、政治、各方面的观念等，几乎毫无顾忌，无所不谈，丝毫不掩饰喜怒哀乐，完全是敞开心扉向她说话。
进入大学以后，我在苏大东区外面的娄葑电影院里开始接触到欧美电影，其中《沉默的羔羊》或《超时空接触》中的朱迪福斯特、《和平缔造者》（peacemaker）中妮可尔基德曼让我看到了非常干练的西方职业女性形象，这和亚洲传统女性形象有着很大的区别。
高中时期老狼曾经买过一本小说，后来被改变成朱迪福斯特主演的电影，我在他的那本书上用圆珠笔写满了红色的点评，对小说的内容非常投入。
妮可尔基德曼在《和平缔造者》中扮演了一个核弹专家，在男主角的帮助下一路查找核弹的下落，虽然动作场面并不是由她来完成，但是那种职业女性的感觉已经令人非常欣赏。
我在给她的信里同样谈到了这些评论女性的话题，那时大部分人都没有计算机，我每次都是用钢笔密密麻麻的写上好几张纸，每封信大致要四千到六千字不等。
有时为了保留一部分信的内容，我还会把其中的一些重要段落抄写在日记里，但并没有使用复写纸写信，那样的话背面会留下很多痕迹，我不想留下备份，给她一种这些信并不是唯一的感觉。
这些信件我并不是每一封都会节录，因此最终保存下来的内容并不是很多，尤其是早期的那些信件内容，现在已经无法回忆起来了。
从1998年10月3日到1999年2月6日，我陆续将第五至第十三封信寄给了她，在大学校园时，我密封好信件，贴上邮票以后还要步行一公里去投递。
大一上学期结束，我返回本地后就到邮电局去寄信。1999年年初的那个寒假，我到乡下小住了一些时日，仍然保持着每晚收听并录下她节目的习惯，那个时期她有时会抽选一些歌迷的信件进行广播回信，她说她知道每个歌迷都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写信，因此她会阅读每一封信，在2月9日那天晚上，她终于选到了我写给她的信件。
在节目刚开始，她就提到我的学校和名字，说我的字是简体字，写的很小，洋洋洒洒，她看的很辛苦，以前我给她写过的那几封信她也都看到了，但并没有在节目里回我，所以她一看到我信上写的是第八封信，就急忙说对不起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