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刚
细数中外历史上的政治哲学著作，首推《理想国》。千百年来,这部著作在政治哲学领域,在哲学爱好者心中的魅力与影响力有增无减。
作为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学家，柏拉图（Plato，约前427年―前347年）生活的时代，政体变更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古希腊在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均受到重创，其内部各城邦矛盾日益加剧，冲突不断发生，整个希腊秩序混乱，城邦趋于衰亡。他对当时的政体失望至极，试图构建一个理想的国家秩序，重新塑造人们心中的信仰，激励人们彼此团结、和谐共处。柏拉图认为“建立的这个国家的理想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阶级独自享有的幸福，而是为了这个国家全体百姓的幸福。”（柏拉图.理想国[M].张子菁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七卷,作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即人尽皆知的“洞穴隐喻”。其直接目的是要揭示“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的不同及相关问题,人们一般称之为“洞穴喻”。在这个比喻中,柏拉图作了如下设想：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有微弱的阳光从通道里照进来。有一些囚徒从小就住在洞穴中,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朝前看着洞穴后壁。在他们背后的上方,远远燃烧着一个火炬。在火炬和人的中间有一条隆起的道路,同时有一堵低墙。在这堵墙的后面,向着火光的地方,又有些别的人。他们手中拿着各色各样的假人或假兽,把它们高举过墙,让他们做出动作,这些人时而交谈,时而又不做声。于是,这些囚徒只能看见投射在他们面前的墙壁上的影像。他们将会把这些影像当作真实的东西,他们也会将回声当成影像所说的话。此时,假如有一个囚徒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起来,可以转头环视,他现在就可以看见事物本身了：但他们却以为他现在看到的是非本质的梦幻,最初看见的影像才是真实的。而假如有人把他从洞穴中带出来,走到阳光下面,他将会因为光线的刺激而觉得眼前金星乱蹦,以至什么也看不见。他就会恨那个把他带到阳光之下的人,认为这人使他看不见真实事物,而且给他带来了痛苦。
具体而言，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可以大体解读为一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群囚徒栖居于洞穴之中，头颈与腿脚从小即被镣铐紧锁而无法动弹，既不能转身，也无法回首，只能直视眼前的洞壁。囚徒的后上方燃烧着一堆篝火，篝火和囚徒之间筑有一堵矮墙。矮墙之后铺就一条小路，一群路人高举人像、兽像与器物等沿墙而过。人像、兽像与器物等通过火光投射到洞壁，从而形成虚幻的阴影。囚徒只能眼望阴影，而无法瞧见实物，所以误以为阴影就是实物。
第二阶段：此时，其中一位囚徒被解放，被迫起身回头直视火光。顿时，他眼花缭乱，痛苦不堪，根本无法分辨实物。而若他转身回视阴影，阴影却历历在目。因此，他依旧误以为阴影是实物，而实物反而是阴影。假如有人告诉他，阴影是虚幻的，而实物才是真实的，且把实物指给他看，迫使他回答所见为何物，他一定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如果此人迫使他直视火光，他定然转身逃离，依然故我地重申阴影才是真切的，实物反是虚假的。
第三阶段：有人以武力拖曳着解放的囚徒从洞穴上升到阳光中。对此，他非但不喜出望外，感激涕零，反而痛苦万分，火冒三丈。尔后，解放的囚徒站在太阳底下，由于阳光强烈，猛刺双目，他瞬时眼冒金星，头晕目眩，以致眼不能睁，目不能视，分不清南北，辨不明真物（true things）。
第四阶段：解放的囚徒在阳光下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起初，他只能分辨实物的阴影。接着，他能够辨别真物在水中的倒影。后来，他能够看清真物本身。然后，他抬头望向天体与天空。再后来，他能够在夜晚观看星光与月光。最后，他能够在白天直视太阳本身，而不是太阳在水中的倒影。于是，他意识到，太阳是四季更替与岁月流逝的根源，是一切事物的渊源。至此，解放的囚徒觉得自己无比幸福，而被缚的囚徒非常可怜。从此，他再也不愿去过洞穴的生活了。
第五阶段：解放的囚徒重返洞穴。由于突然间从明亮的阳光进入黑暗的洞穴中，他的肉眼一阵难受，视线一片模糊。此时，被缚的囚徒要跟解放的囚徒较量，谁能够更清楚地分辨实物的阴影。由于解放的囚徒的视力尚未恢复，他在这场较量中一败涂地。于是，被缚的囚徒纷纷嘲笑解放的囚徒，直言他离开洞穴一趟再回来后，他的视力反而损坏了。因此，被缚的囚徒认为，离开洞穴，拥抱阳光，纯属多此一举。
第六阶段：这个时候，解放的囚徒试图砸烂被缚的囚徒身上的枷锁，并试图引导他们离开洞穴，前往洞外，直视太阳。被缚的囚徒非但不心存感激，反而心生怨恨。最终，被缚的囚徒联手杀死了解放的囚徒。
至此，柏拉图讲述的事一个囚徒解放的历程，但这个故事却有一个悲壮的结局。
这个解放了的囚徒，当他回想往事时，他在庆幸自己的解放的同时，怜悯他的囚徒同胞。这些囚徒中最有智慧者，充其量不过是敏于发现倏忽即逝的影像、善于记住它们出现的惯例、正确推测将出现的影像的可怜虫。
知道事物真相的人，不会向往洞穴中的荣誉和奖赏，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宁愿在外面作贫困的主人，也不愿回到洞穴里当高级囚徒。但是，为了解放他的同胞，这个解放了的囚徒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洞穴里。他的失败确实不可避免的。
他从光明处来到黑暗处，已不能适应晃动的影像。别人会因为他看不清影像而嘲笑他，说他在外面弄坏了眼睛不合算。没有人相信他在外面看到的东西，他不得不在法庭和其他场合与他们论争幻觉和真理、偶像和原型的区分，因此激起了众怒，恨不得把他处死。他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却经历过真正的幸福，值得赞扬，因为他的失败的原因是光明不能适应黑暗。
在古典政治哲学视域中，洞穴生活是政治生活，其核心是意见；而阳光生活是哲学生活，其中心是知识。因此，哲学的本质就是从洞穴上升到阳光中，以知识替代意见。然而，哲学在洞穴之中困难重重，面临着三大自然障碍。这样，古典政治哲学要从洞穴上升到阳光中，就必须首先克服哲学的自然障碍。（马华灵：《古今之争中的洞穴隐喻：1930年代施特劳斯的思想转型 》。马华灵，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不过柏拉图认为,在洞穴隐喻情形中，只要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他的视力就可以恢复,首先大概看阴影最容易,其次是看人或事物在水中的倒影,再次是看事物本身,在夜间观察天象,之后就可以在白天看太阳本身了。此时他便明白：“造成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的主宰可见世界一切事物的正是这个太阳,它也就是他们过去通过某种曲折看见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于是他回想当初穴居的情形,就会庆幸自己在认识上的变化而对同伴表示遗憾。他既已见到了事物之本身,便宁愿忍受任何痛苦也不愿意再过囚徒生活。然而,如果他复回洞中,那些同伴不仅不信其言,还会觉得他到上面走了一趟,回来眼睛就坏了,对“影像”竟不能如从前那样辨别。他的同伴们不仅不想出去,甚至想把那位带他出洞的人逮住杀掉。
洞穴人与理念世界之张力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张力,其根源在于洞穴人对曾在之自我的向往与忧惧,向往来源于曾在为自我之先在的存在,是人无法抗拒的;忧惧的原因则是由于外在的曾在之自我的干扰,即肉体的干扰。而克服忧惧的方法一是外在的,即寻求他人的帮助,也就是柏拉图所谓哲学的友谊和法律;一为内在的,即至善之理念的获得与巩固。（陈志伟：《哲学与政治缓解的可能性：《理想国》洞穴比喻透视》，载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 第1期）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的“洞穴寓言”为人所熟知，也常常被用来解释何为启蒙。按照一种积极乐观的理解，启蒙就是走出“蒙昧”的洞穴，走向“光明”（被“enlightened”），面对真实的世界，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自我立法”，构建理性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种解说中，启蒙是一个“弃暗投明”的过程。但近年来，有另一种解说相当流行：现代人自以为经过了启蒙之后进入了一个“光明世界”，但这是一个幻觉，实际上是进入了另一个洞穴。启蒙哲学家将人们从一个“自然洞穴”带入了另一个“人造的洞穴”，你误以为看到了“阳光”，其实照耀你的是人造的“日光灯”。这个“人造的第二洞穴”比原来那个“自然洞穴”更危险：自以为“理性之光”驱逐了“蒙昧之暗”，以为“科学”战胜了“迷信”，以为“知识”取代了“意见”，但这完全是一种哲学的自负而癫狂的幻觉。因为人在根本上是一种政治性的存在，而所有的政治都根植于“习俗”（nomos）与宗教传统，或者说，人总是一种“居于洞穴的动物”。致力于“冲决一切罗网”的启蒙哲学试图铲除人的“洞穴性”，自绝于传统的理性也将成为无根的理性，最终造就的是一个非政治的、虚假的世界（现代的人造洞穴）。正是启蒙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癫狂，使我们陷入了无所依归的“现代性危机”。
但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没有居高自傲，而是帮助他人，以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实际上是多么困乏。他们推行思想上的民主制度，与所有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探索。柏拉图的思想核心是——哲学必然具有民主精神。他重视自由，强调满足个人愿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批评不受约束，才能得到真正的可靠。
柏拉图提出“洞穴说”的本意是谈“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他说“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第272页)。这就是洞穴中的人了，也即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被囚禁者，因此后面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对话就直接使用了“囚徒”，“囚徒”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后壁上的投影，他们没看过真实世界的样子，他们相互之间的交谈也不会导致怀疑的结果，只会对墙上的影子信以为真，以为这就是真实本身。
然，“人总是一种“居于洞穴的动物”。自绝于传统的理性也将成为无根的理性，最终造就的是一个非政治的、虚假的世界。即便那种自以为是的“知”不过是虚妄的“意见”，是一种“误会”，这也必须通过进一步的“知”来解除“误会”。因此，启蒙的问题仍然需要“不断再启蒙”来应对。”因为启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内在紧张的传统，其中既包含着许多明确的主张——比如“勇敢地、公开地使用理性”，同时也包含着对这些主张的怀疑与反思。因此，启蒙必定是一个“活的传统”，不断地生成新的阐释和理解。（J。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很明显，柏拉图借解放囚徒失败的故事比喻苏格拉底的悲剧，他从失败汲取教训，总结了哲学家的使命和工作。按照他的想法，哲学家的兴趣和利益在可知的理念，最高的目标是追求善；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世俗的兴趣和利益，包括参与政治的兴趣。然而，柏拉图又说，哲学家如同返回洞穴的自由人一样，他们为了其他人的利益，不得不放弃个人兴趣和思辨的幸福而参与政治。启蒙和解救限于悲惨境地而毫无自觉的人，乃是哲学家的公民义务。柏拉图还说，他犹豫再三才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很难找到一条既符合公共幸福又符合个人幸福的道路。看来，哲学家的命运只能是放弃个人思辨的幸福而为公众谋幸福，哲学家为公众谋幸福的途径是启蒙教育。
当然，人们早就注意到，社会制度与人的素质之间有一个“循环论证”：一方面，制度是人创造的并由人执行，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另一方面，制度造就人性，坏的制度“逆向淘汰”善人，“优生繁殖”恶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故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并不否定道德的重要作用。生活的富裕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道德的提升，精神文明并不自发地随着物质文明进步，因此要重视道德和精神的反作用。
2017.9.19 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