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易录【6】
【原文】
问：“‘生之谓性’①，告之亦说得是，孟子如何非之？”
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认得一边去了，不晓得头脑。若晓得头脑，如此说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②，这也是指气说。”
又曰：“凡人信口说，任意行，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此是所谓生之谓性，然却要有过差。若晓得头脑，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③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
［注释］
①生之谓性：语出《孟子·告子上》第三章，详见解读部分。
②形色天性也：语见《孟子·尽心上》第三十八章，详见解读部分。
③“论性”句：语见《二程遗书》卷六，程颐语，详见解读部分。
［译文］
有人问：“告子说‘生之谓性’，他说得也对啊，孟子为什么要否定他呢？”
先生说：“固然是性，但告子的见解有点偏，还不知道本质。如果明白了本质，他这样说也对。孟子也说：‘形色，天性也。’这是针对气说的。”
先生又说：“一个人信口胡说、任意妄为，却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生之谓性’，就免不了要有过错。如果明白了性的本质，依着自己的良知说话做事，自然正确。然而，良知仍需要口来说，身来做，怎么能撇开气，单独去说去做？所以才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实际上，气就是性，性也是气。但必须明白性格的本质才行。”
［解读］
这段涉及先儒们所思辨的概念，比较复杂，要先把他们讨论的问题讲清楚。
“生之谓性”，是孟子与告子关于性善，还是性无善无恶的一段辩论：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羽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性”，朱熹注解说，是指人之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告子的意思是，性无所谓善或者不善，性之在人，与生俱来，那与生俱来的东西，一是有知觉，二是能运动，这就是性，知觉运动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性了。所以不管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不对，性没有善恶。
孟子就问告子：“你说人生而有知觉运动，就是性，就没分别，那就好像凡物之白色者，同叫做白，就没分别吗？”
告子回答：“当然，都是白色，就都是白，没有分别。”
“那白羽之白，和白雪之白，白玉之白，都没分别吗？”
告子说：“没分别。”
孟子接着说：“那人能知觉运动，就是性。狗也能知觉运动，牛也能知觉运动，那狗性跟牛性一样吗？牛性跟人性一样吗？”
告子说“生之谓性”，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人天生的自然属性是“性”，自然属性指人在肉体之躯的基础上所具有的食欲、性欲、自我保护欲等。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人，也就是人的本质即“性” ，仅仅是指人的自然属性，显然说的还不全面。这正是孟子反对告子这样说的原因。
阳明先生和孟子的意见显然是相同的，他更明确地指出了告子“不晓得头脑”，这个“头脑”在阳明先生看来，自然就是良知了。现代哲学对人的属性的划分，既包括自然属性，也包括社会属性，并且认为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阳明先生这里说的良知虽然还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哲学所表述的社会属性，但是二者的确有不少相同之处，最重要的共同点是二者都认为——无论是表述为社会属性也好，表述为良知也好——这才是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在《孟子》原文中，告子和孟子的对话已经为我们揭示出这一点了，如果按照告子认为的人之自然属性就是“性”，那么人和动物界的狗、牛之类就没有区别了。
接下来，王阳明引用了孟子曰一句话：“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形，是身体、形体；色，是形体的运用，脸上的神色，四肢的仪态。人皆有形有色，这是天生的，是天性。什么是践形呢？就是起居言动，都恰到好处，无过不及。
说一个人“没正形”，嘻哈放纵，或者猥琐拘束，这都是不能践形。圣人呢，气禀极其清明，天赋气质，全尽而无亏，耳听目视，能践聪明之理；举手投足，无不恰到好处；说话做事，无不各尽其理。
程颐说：圣人尽得人道而充其形。人得天地之正气而生，与万物不同。既为人，需尽得人理，那才算个人。形色，众人有之而不知，贤人践之而未尽，能充其形的，唯有圣人。
程颐说了众人、贤人、圣人，三种人，我们可以自己对号入座，圣人肯定不是，众人和贤人，看自己是哪一种。首先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认识自己的问题，注意改变，这就进入贤人境界了。自己总是有一些性格上的毛病，容易让别人不爽的。自己爽了，别人就不爽。让别人爽了，又太压抑自己，自己不爽，这都是不能践形，形和色，匹配不上。要向圣人的方向靠拢，既自由自在，没有刻意做作，又情理浑全，让别人舒服，这就是修养了。
这里形色就是气，就是气质，但气质背后的本质，是天性。所以，有时候从性的角度去说，有时候从气的角度去说。孟子和告子可能也说同样的话，但是语境不同，背后的思想不同，不能就具体哪句话说他对不对。
下面王阳明指出人若是没有“头脑” 的率性而为，比如一个人信口胡说、任意妄为，却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生之谓性’，就免不了要有过错。王阳明指出，只有用“良知”这个“头脑”对人的言语、行动进行约束规范、裁剪取舍，才是充分体现了“性”之用——即实现了人的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大用。但是良知之用，毕竟还是脱离不了人所拥有的这个具备自然属性的躯体，所以说“岂能外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
最后，又引用程颐的话“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说明“气”和“性”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而为，就是致良知的最高境界，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有钱‘任性’”。把握这个“性”的头脑，就理解这一段对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