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的莫比乌斯式结构：隐喻还是实在 --居飞
在思想界,若论及拉康的贡献,则必然会涉及莫比乌斯带,甚至拉康本人还曾戏称应将其亲缘结构克莱因瓶称为“拉康瓶”。因此,尽管在拉康的学术生涯后期,不少学生反对他的坚定拓扑学立场,但不可否认的是,莫比乌斯带、克莱因瓶等这类拓扑结构已成为拉康思想的重要标签之一。然而,正如所有形式结构皆有其数学定义与应用边界一样,拉康在其思想发展期间,也逐渐意识到对这类结构的应用应加以严格与谨慎考察,不仅需要区分它们不同性质的用法,更要小心避免它们过于描述性的用法。
拉康最初引入的是莫比乌斯带,虽然此前也会断断续续地提及,但正式引入并大加讨论是在1962年之后。其后,拉康还引入了两个亲缘结构,即克莱因瓶与实射影面,后者因在四维空间中的表象类似于一个带十字交叉的帽子而常被简称为“十字帽”。这三个结构尽管几何表象各异,但从拓扑上看却具有某种相似性:三者都是无正反面、亦无内外的不可定向曲面。同时,尽管克莱因瓶与实射影面两者都是闭合曲面,不同于莫比乌斯带,但前者可通过莫比乌斯带的边界自黏合、后者可通过将莫比乌斯带黏合于一有洞球面来获得。因此,在简化意义上,我们可将三者统称为莫比乌斯式结构(在另一个意义上,环面亦可被归于此类结构)。
现在回到此类结构的用法上。拉康早期之所以引入莫比乌斯带,主要是为了回答弗洛伊德所遗留的诸多悖论性难题,如无意识与意识的“连续性—不连续性”、压抑与被压抑物之返回的“差异性—同一性”、主体内外现实的“分离—连通”。莫比乌斯带的正反面连通可在很大程度上理解及解释这些存在于多重精神结构水平上的悖论。最终,拉康将它们都还原到了能指或语言的内在结构属性上。
此后,随着对实在界及客体的强调,拉康更深一层地借助了各类莫比乌斯式结构,在另一角度上揭示了精神结构或符号结构所内含的多重漏洞式或边界式的不可能性与实在性特征,如莫比乌斯带正反面的交叉之处可用来描述能指在差异化滑动之时所留下的“缝”或不可定义之处,而恰恰是这一“缝”导致了能指的无穷滑动。而克莱因瓶的歧点圆不仅可表述上述能指特征,在空间表象上还可更直观地表述主体内外现实的既连通也分离的特征。也正因这一结构性特征,拉康此后还借之来表述知识与真理的既连带也不同的关系,“真理是半讲”。
就十字帽而言,其不同的切割方式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主体如何在阉割中随客体诞生,并因后者的丧失而成为“言在”,进而以之来构造自己的幻想。简言之,莫比乌斯式结构不单允许表述精神结构水平上的众多矛盾之处,同时也允许跳过辩证法而表述出一套形式化的“缺失或中空”逻辑,而后者才是拉康所更为看重的,亦是其实在论精髓所在,“结构正是语言中所显露出的实在”。
然而,若仔细推敲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结构的用法仍停留在一个表象式的、隐喻式的水平上,换言之,就是打比方或用以帮助理解的工具。至于这些结构的基础实体性质,如其中的线、圆及内外蕴空间,是否有专门的实体性支撑以使话语或主体性可于其中展开?或更强硬地说,是不是只有借助此种存在论性质的支撑,话语或主体性方能得以生发与展开?对于这个问题拉康并没有回避,虽一直不断试图回答,但问题的解决要到1968年左右,而且要归功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此前,如上文所述,实在界及其诸多面相更多表现为一种不可想象亦不可符号化的、消极的、不可能被捕获的逃逸之物。然而,正如在马克思那里,支撑资本家欲望甚或经济学运作的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无法定义的差额,即剩余价值,拉康由此意识到,推动主体欲望及话语进程的也是话语间不可说的部分或症状性冲突中的难言之处,实在由此也是精神中的积极之物。就此,在语言结构层面,拉康通过发明“剩余享乐”术语,而真正地为实在界奠定了一个实体性或物质性的基础,话语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获得享乐,虽然方式是双重的或莫比乌斯式的。
最终,在1972年《晕眩》一文中,拉康系统阐述了此问题:莫比乌斯带的边线被看成能指形式,而其环绕而成的空间则代表了实在之享乐。至此,拉康强调,莫比乌斯式拓扑学并非通往结构的引导物,它就是(精神)结构。
因此,就莫比乌斯式结构而言,尽管其貌似可处理所有二元既相关也不同的对立对子,我们至少可区分出其三种用法:隐喻的、实在的、误用的。就此三种用法而言,我们或可再举一个经典拉康式议题来讨论一下。男女两性差异尽管也是一种二元对立对子,但在拉康那里,尤其在其所在的父权制度下,男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莫比乌斯式关系,上述结构近乎无效。而拉康最终是借助了诸多逻辑手段,如量词逻辑、模态逻辑等,才表述了这一两性差异:即性公式与RSI三界中任选两者间的相互关联。其中所得的三种组合都具有某种既关联也不同的关系,如实在—符号,实在的丧失驱动主体借助符号来填补缺失,而符号界能指的滑动却越发给主体呈现出实在界的不可填补性与恒在性。就此,我们确实可借用莫比乌斯式结构来隐喻性地描述这一相互关联,但若想进一步为其寻找一个实在的基础,则似乎不大可能。
如今,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与互动日益频繁之际,同时也是冲突与争议不断引发之时,如著名的索卡尔事件,形式结构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已成为极为敏感与多事之地,这同时也让我们需要越发小心与谨慎,恰如拉康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