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后台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在大学的课堂上，有没有一个老师，让你印象深刻，直至数年后，依然挂念。

这个问题的契机在于那晚临睡前读到的一篇文章，是正午故事的主编谢丁在毕业数年后回忆的一堂法学课，这堂课的老师叫赵晓力.

赵晓力是清华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学术成果丰富。百度百科里有更详细的介绍。真正吸引到我，感动到我，让我觉得有那么一点难过的是赵晓力身上作为一个老师，不同寻常的地方。

2004年，他调去了清华大学。03年的一次北大教育改革方案的争论，刺激了赵晓力的出走。这场争论是时代变化必然所致。

80年代，读书和思考，是最珍贵和最昂贵的。89年赵晓力开始执教，在02级大一新生法学原理课上，他安排了五个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这些不是法律与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只是觉得这些内容非常有意思。

“我是知道读书的好处的，所以我不想教给他们那些很快就能学到，或者必将能够知道的东西。”

课堂，本来就很宝贵。

我是学管理的，大一最先接触的一堂课是系主任开的管理学科导论，短短半学期左右，最后在百度文库找到一些老师提到的考试题目答案，很兴奋，赶紧印了下来，考试时抄在答卷上，就结束了。这对于一个刚刚开始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至于他对管理学的启蒙，我只能说抱歉。每次是匆匆地来，再草草结束。

上马原的时候，我常常盯着讲台上的女老师发呆。她说话极快，几乎没有停顿，语句之间极富逻辑性，虽然我对她口中的理论没有一点兴趣。惊讶之余，便向一旁的朋友说起，朋友只是笑笑，继续记着笔记。但是有句话她重复了很多遍。“上课最好认真听，做好笔记，不要等到你要拿奖学金要考研出国，再来找我提分数。” 好像来上大学，是为了尽快离开。

大一开学的那几天，我错过了一次班级的集会，同时也错过了向辅导员表决心的机会。那大概是一张自己对大学生活的规划和愿望。现在想来，有些庆幸。

后来接触到的大部分课，都是一贯的风格。我也遇到很多在第一堂课推荐书目的老师，但没有哪一本是和课程脱离了关系的，都是些实用书。而我们选课的“标准”也逐渐开始向“给分高”“不点名”“作业少”靠拢。每一次临近二轮选课的时候，人人都很紧张，十二点十五下课，来不及吃饭，跑到机房去占电脑，提前登录教务系统勾好要选的课，屏息等待一点半的指针。

如此经历了一年两年甚至更久，却没有遇到一位在离开后会想起会挂念的老师。后台的回复里，大多也是【没有】。

我觉得没有

Via 随手纪念

我才大一

Via 姜斌

没有

Via 果小如

......

只有一条回复说【有】“他常常对我的信仰提出质疑，让我不断去思考这其中的事”。

我想这是幸运的。更多的老师，已经从最开始的“启发式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了，毕竟在越来越多的课堂上，渴望真知并且善于思考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在平时的课堂上，除非迟到了，才会坐在前排的位置，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往后坐，刻意保持与老师的距离。

赵晓力总是假定学生有差别，只给最好的学生讲，然后他们将成为标杆，进而辐射到其他人。精英教育的模式是，你只要抓住少数人，你就可以抓住所有人。“孔子门徒3000,贤人72”。赵晓力将精英的比例也定在2.4%。

“他们上课的时候特别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听懂，你其实在讲他一人听。”

但赵晓力没有将这种精英教育持续的更久。时代在快速变化，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变，思想在变。04年调去清华后，他遇到了执教以来最失败的一堂课，他没有找到那2.4%的学生。一个学期下来，所有学生毫无反应。

“那一年，我非常沮丧。”赵晓力说。

一次毛概课，十分钟后教室渐渐安静下来。老师倚靠着讲台，投影还没打开。他说了一句，你们想用哪种形式上课?或者你们更喜欢我怎么去讲。声音低沉缓慢。言下之意是我们师生之间该怎么配合去上好这堂课。我怔了一会，环顾四周，在短暂的抬头后又各自忙开了。

后来，赵晓力又转变了教育方式。"如果学生有上、中、下之分，我现在讲课，针对的是中间那部分人，因为最好的那部分学生，2.4%，很可能已经没有了"。就像今天的课堂一样，老师开始布置小组作业，要展示，要评分，回答问题的同学期末可以加分。如此，不至于课堂太安静。

我们大概只有在考试临近的时候会简单的去“总结”一位位老师。“我就没听过这课，这老师讲的也不行”。然后用一两天在图书馆的奋战去恶补一学期的课程。大学是文化传承所在，但现在它中断了，图书馆终究是死的。

写到这里，突然对下个学期，大学里最后一个读书的阶段，有些小小的期待，这种感觉很奇怪，关乎三尺讲台上的老师，关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