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带着两个卢森堡的朋友在长乐路逛街。他们一个是温州籍，一个是葡萄牙籍，都是卢森堡国籍，土生土长的卢森堡人。

当我正在为两个外国人讲解兰心大剧院的历史时，在十字路口有一位白发老人摔倒在地。周围的车全部停下来，部分行人也停了下来。老人可能摔倒了几分钟，这个路口的车堵在了一起，没有一个司机下车来扶老人，行人看的看，走的走，也没人来扶。

我们三个正在拐弯时，撞见了这一幕。老人抖着腿，想要捡起眼镜爬起来，却一直站不起来。

“Oh holy shit!”一句中文也不会的温州小哥大叫到，接着，立马从马路的边上穿过一辆辆汽车飞奔过去。

我们跟他，扶起了老人。他一个劲的问我：“Why there is nobody to help him?”我赶忙解释道：这问题很复杂，我等下给你们解释。

我一边问老人有没有受伤，是否还能独自行走。老人神志清醒，还能回答，一个劲地说着上海话“谢呀侬”。

当我们扶老人走了几步之后，路口堵着的那几辆车，也慢慢行驶起来。

老人慢慢戴上眼镜，腿脚还好，只是刚刚使不上力一个人站起来，他再次向我们道谢，然后一个人走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谢谢。”我向他们连说了三个对不起和谢谢。

谢谢你们帮助这个老人，很不幸你们来中国第二天就看到了这个社会冷漠的一面。在中国，曾经爆出过许多假摔讹诈的恶心事件，所以你们刚才看到的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些司机，那些行人，我相信他们看到这样的状况很想帮忙，只是这个社会的机制尚不健全，善意的举动没有太多保障，大部分人因为先前的恶性事件已经不敢。所以会有你们看到的尴尬局面。

我这样向他们解释道。他们摇头表示不解。

可是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

这件事发生后我难受了一整天。我想，我把这个问题拔高到社会责任，而当我自己面对这样的事情时，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也许还是像大部分一样漠不关己，无动于衷吧。我还想，这事情要是发生在海外，我是不是毫不犹豫地去帮忙呢？总感觉自己对国内国外，有双重标准。我甚至想，要是我的爷爷奶奶倒在了路上，我不在身边，会不会有人帮助他们呢？

我越想越难过。感觉自己似乎做过很多好事，上周还帮一个卡在十六号线车门的轮椅老人挡住车门。这样一件事，让我感到自己是个伪君子。

高晓松说：“中国对君子的要求太高，绝大部分人只能当伪君子。”

我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一个社会的环境会影响这个社会中成长的个体。在发达社会体系成长下的两个小哥，能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着实与我们不同。中国是官方承认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有再多的经济成果，重大的社会问题不解决，我们永远无法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有人说，社会问题是社会的问题，即使我有正义的想法，也不会有正义的行为，因为社会问题不可能被我一个人而改变，所以我选择等社会向善，我再跟着向善。每个人都不是圣人，但每个人却可以大义凛然地从道德的制高点俯瞰问题，遇见违背社会主流道德观，大家总会发问：“这个社会怎么了？”要么搬出经典的陈词滥调：“错的不是我，错的是这个世界。”

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教育。在这个年轻人教育基本普及的年代，为何诸多道德议题还是热门不已？是教育需要完善，还是道德价值被社会改变？我一个毛头小子可能没资格谈论社会价值。

除了教条式的学校教育，坦白说，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并没教会我如何去当一个真君子。通过旅行，我见识到了忠孝礼义廉的东南亚华人情义，我感受到了温良恭俭让的台湾人文，这些同根同族不同的社会甚至让我在想，几百年前的我们是不是没有这些具有争议社会道德议题？

想来想去，我也想不出一个答案。通过这些年的各种事件，以及自己不成熟的小看法，我算是懂得了一点：当你正气凛然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俯瞰社会、审视他人时，请转过身来看看镜子里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