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昏睡十年
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自古而今凡真正能践行此道德理想，成就此理想人格的文人士大夫，心中无不有坚如磐石的政治信念与道德信仰，文坛男神苏东坡亦不例外，四个多月的牢狱之灾与整整十年的贬谪生涯都没有丝毫动摇其心中的政治信念与道德信仰，那就是富国利民的“仁义”之道。
苏东坡自幼聪慧过人且饱读诗书，很早便在蜀地名声初噪，二十几岁进士及第且名震京师，深得欧阳修、梅尧臣等时贤朝臣、甚至权臣王安石的赏识，由此步入仕途，青春入仕可谓春风得意、前程似锦。然而大大出人意料的是：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荆棘遍地，几遭贬谪，屡遭“落水”；更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条坎坷仕道上，苏东坡走得无怨无悔，在其生命的烛火行将熄灭的时候甚至颇有点自嘲意味地将黄州、惠州、儋州几处贬谪流放之地视为自己平生功业的成就之所，这实在是令人破费思量，思量之后又不禁令人敬仰有加。
苏东坡淡于富贵，恬于荣利。他二十六岁初入仕途赴凤翔任所，在郑州西门外与弟弟苏辙依依惜别，想起二人上一年在夜雨潇潇中立下的不慕荣华、不恋富贵的誓约，写诗叮嘱弟弟：“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莫苦爱高官职。”在苏东坡四十年的为官生涯中，高官厚禄曾屡次轻抠其门，荣华富贵曾多次轻敲其窗，以他的学识、才干、文名以及新旧两党多位朝臣的赏识，甚至曾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的恩宠，迎来高官厚禄犹如开门推窗通风透气般简单，可苏东坡并没有被抠门敲窗声迷乱心志，他总是倾耳聆听这诱人、迷人、醉人的声音中是否夹杂着郑声恶音，他总是小心提防这所通之风、所透之气不能是歪风邪气。决不允许将自己的一身正气、心中“大道”带走，成为一个尸位素餐、徒有其表，甚至朝三暮四、朝秦暮楚、随波逐流、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同流合污、与狼共舞，却丧失了自我意志、政治理想、道德良知、独立人格的无灵魂的苟活之人。
苏东坡乐于“大道”，安于贫贱。他三遭贬谪皆因与当权者不同“道”，然而，无论其当初犯言直谏地反对新法，还是后来理直气壮地反对全面废除新法，都完全是出于公心，志在卫“道”，此“道”即富国利民的“仁义”之道，是其能安于贫贱、自得其乐的源泉与动力。十年的贬谪生涯，穷困位卑而落寞，苏东坡也曾酸楚苦闷失望过，然而他从未懊悔过，因为他心中有“大道”，“以道事君”、“直道事人”、“以德居官”是其为政之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是其内心信念。本来，在那个“新党唱罢旧党登场”的政治动荡年代，苏东坡本可以不“落水”，或者“落水”之后很快便能“上岸”，只要他愿意将心交出去，将手伸过去，就一定会有人拉他上岸，可他偏偏“不识好歹”、“不识时务”，“情商低下”、“头脑迂腐”，竟以“君子固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仕途坎坷与人生困境，宁栖卑地不择高枝，既然无力“兼济天下”、“致君尧舜上”便一心“独善其身”、“使风俗淳”，似乎与俗世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和不可理喻。然而这就是苏东坡，“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的苏东坡。
苏东坡不畏权贵，平交王侯。他宁愿为“道”捐躯献身而绝不向权贵低头屈膝，不会察言观色、投上所好、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名利诱惑不能使他背“道”而驰，威武逼迫亦不能令他屈己逢迎顺从，自始至终辨是非、知荣辱、明善恶、清美丑，贵其所当贵——“义以为上”，耻其所当耻——“见利忘义”。
无论在富贵、贫贱、威武面前，苏东坡心里都有一杆秤，大秤砣是富国利民的“仁义”之道，这“道”若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于其头顶，亦如康德的“心中的道德法则”始终存于其心中，亦如一盏明灯照耀其人生之路，成就其“立德”、“立言”之不朽，若非，则北宋朝可能会多了一位政客，而少了一位品德高尚、志向高远、情趣高雅、境界高深的“苏学士”、“大丈夫”，这是你我的幸运，亦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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