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化腾还几次三番想把公司卖掉，却没有人愿意接手。

马化腾和其他四位创业同伴都出生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其中四人是中学和大学同学，他们对互联网——而不是金钱本身，有着宗教徒般的狂热。

如果说美国人总在想如何改变世界，那么，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他们更乐意改变自己的生活

华强北是一个什么地方？

也是在这一年，他做了一生中最愚蠢的一个决定：有两位出生于1973年的斯坦福校友上门找到杨致远，想要把自己的一个搜索技术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雅虎，杨致远优雅地拒绝了他们。9月7日，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被迫在加州郊区的一个车库内孤独创业，他们把公司取名为Google。

当我们看到马化腾的那个年轻牛仔形象的时候，几乎可以确认，在他的内心里生长着一个“不羁的牛仔”，或许连他自己也是第一次意识到。

对于腾讯而言，QQ秀也是一个“蜕变之秀”，从此，这家即时通信服务商成为一个发掘人性、出售娱乐体验的供应商。

从此以后，产品经理制被确立了下来，“谁提出，谁执行”“一旦做大，独立成军”成为腾讯内部不成文的规定。

门户网站是什么？

那个时候，大多数网民面对茫茫网海无从下手，正是yahoo这种以提供搜索服务为主的网站扮演了引网民“入门”的角色，成为网民进入互联网的“门户”。

除非一个人摈弃细枝末节，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否则，在科学中就不会有任何伟大的发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家）

在对于未来的预测上，他们不愿意写上可能做不到的数字。

“因为互联网市场太新太快，往哪里走都有很多可能。如果由自己来主导可能没有办法证明所选择的就是对的，几个月内都有很多新东西冒出来，凭什么判断哪个是热点？有竞争对手了，人就开始有了斗志；看看别人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如果别人杀过来，应该怎么办？是硬顶，还是去别的地方迂回作战？”
马化腾后来将上述这段话概括为一个策略——“后发是最稳妥的方式”

Foxmail的开发人是华南地区一位传奇的软件工程师张小龙。

然而，腾讯对联众的击杀就完全不同了，腾讯强悍的战斗力，以及任宇昕团队对流量和用户资源的天才般的使用，引起了整个互联网业界的震惊，几乎每一个人都开始思考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哪一天，腾讯以同样的战术进入我的疆域，我能否抵抗？

任宇昕

很多西方学者，比如阿尔库塞、汉娜·阿伦特，曾把人类的真实分为事实真实和逻辑真实。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似乎存在着三种真实：事实真实、逻辑真实和情绪真实。

—正如迈克尔·波特所提示的，“挑战者必须找到不同于领先者的新竞争方式以取得成功”，腾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未来无疑是黯淡的。

IP是什么？

在当前网络化、数字化、多媒体化等趋势的带动下，游戏、电影、动漫已经不再孤立，而是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一个横跨这三大行业的跨界产业链已经形成，并不断整合和向前发展。

定义了IP这个如今红遍中国的名词。

小步快跑，试错迭代

有时候开发者设计产品时总觉得越厉害越好，但好产品其实不需要所谓特别厉害的设计或者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的人就会故意搞一些体现自己厉害，但用户不需要的东西，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我所说的，都是错的。——张小龙

技术的力量正以指数级的速度迅速向外扩充。人类正处于加速变化的浪尖上，这超过了我们历史的任何时刻。——库茨维尔（美国未来学家），《奇点临近》

“没有恶劣环境，生命就只能自己把玩自己。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工仿真界，通过将生物投入恶劣而变化多端的环境都能产生更多的多样性。”
畅销书《基业长青》《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在自己的案例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类领导人在企业长期经营中的独特价值。

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他曾很感慨地写道：“这个世界充斥着众多的管理怪才、精明过头的战略家、装腔作势的未来学家、恐惧传播者、蛊惑人心的权威和其他各色人等，能看到一个公司只依靠一个简单的理念，并运用想象力和卓越的能力支配运用这个理念而获得成功，真是让人耳目一新，为之叫好。”

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在《Facebook效应》一书中写道：“Facebook的整个贡献是它的所有用户构成一个想法和感受的全球组合体。许多人预言这可能会朝着一个原始的全球性大脑的方向进化……Facebook的目标是做出一个整个人类的索引。”

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

《企业生命周期》一书中描述道：“在企业生命周期的青春期，企业得以再生。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过程，而且时间也拖长了，冲突与行事缺乏连续性。创业者发现自己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职权的授予、领导风格的转变和企业目标的替换。”

在《企鹅帝国的半径》中，吴伯凡从经营战略、核心能力和管理能力三个方面对腾讯提出了疑问，他的结论是，“腾讯现在看上去没有劲敌，但其实有一个劲敌与它形影相随。这个劲敌就是腾讯自己，如果它把握不好它的业务半径和管理半径的话”。

出于战略上考虑，我选择的第一个征服目标往往不是不堪一击的小公司，而是最强劲的对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公司创始人），《写给儿子的信》

正如汤因比所揭示的，“高级别的文明体从来都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越的环境中降生的。挑战越大，刺激越强”。

《Facebook效应》的作者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写道：“Facebook从来都没能够设计出最好的应用软件，但是，扎克伯格通过（成为）一个平台，为自身卸下一些负担，而不用再面面俱到。”

挑战不可能的任务，其乐无穷。——华特·迪士尼（迪士尼公司创始人）对那些与事先设计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实，要予以特殊的注意。——阿诺德·汤因比（英国历史学家），《历史研究》

1998年，凯文·凯利就在《新经济·新规则》一书中预见过互联网企业的这一经典特征，他称之为“流变”：网络经济从改变进入流变状态，流变推翻既有事物，为更多创新的诞生提供温床，这种动态或许被看作“复合再生”，它源于混乱的边缘。

《微博：改变一切》。在李开复看来：“因为有微博，网络传播的社会化时代已经到来！因为有微博，每个人都有可能，也都应当参与进来，让自己成为新媒体的创建者！”

我最终发现，想要得到和生命真正类似的行为，不是设法创造出真正复杂的生物，而是给简单的生物提供一个极其丰饶的变异环境。——凯文·凯利（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

这位《连线》杂志前主编、喜欢大胆预言的学者对中国有着特别的青睐，“我非常喜欢中国，因为我坚信未来就在这儿，世界的未来就在中国”。～凯文·凯利

实现跨越的组织在看待技术以及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时，有着与平庸公司截然不同的观点——吉姆·柯林斯（美国管理学家），《从优秀到卓越》

行动惯性是一种普遍的症候群。没有不变的成功方程式，惯性是企业成长最大的敌人。——唐纳·萨尔（美国管理学家），《成功不坠：最适者再生》

《异类》中提出的一万小时定律，同样适用于产品经理。他们需要开展超过千次的产品实践，才能称得上是了解产品设计，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这样描述：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