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友龚盖雄承认，“对创生成”之说是受〝非非〞理论之启示而提出来的。在我看来，这的确不失为一种颇具冲击性的理论主张，它似乎还拥有一些值得阐发的理论核质——哲理、美学、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等；其随机性、即刻性、融缘性、催生性、发散性等特征，相当拍合中国儒家易道哲学“生生不息〞的旨趣，也有道家〝无中生有〞哲学与佛家“因缘聚合”哲思的印迹，结合作者现代诗的写作，也显出其“个体诗写”相当的“实效性”。因而有如一道慧星掠过网络时代喧嚣的星空，让人们领略了一种花雨缤纷的诗语景致。
老象叹赏之余，也不免有一点疑问：创，由“撞”来，两相对撞，必定火花溅射，随即熄灭，虽然拍合宇宙万物生灭不息的规律，但此生灭的过程，毕竟有长短缓速之别，且人类多数菁英寄望于“永恒”之心代代无已，作为〝立言〞之“诗”更是野心勃勃要超越时空，故从文本效应看，诗人写作的着眼点虽在创（撞），但耐读耐看之出手货方为高手比拼的看家本钱！那些转瞬即逝的烟霾诗、随时唾弃的口水诗、废话连篇的泡沫诗等令人恶心的诗垃圾，固然不能与对创生成之诗相提并论，但对创不仅仅是发散，生成亦不只像花雨，岂不说一块殒石也会带给人类远胜花雨绚烂的惊喜，迸发可惊人眼球，把玩则可摩挲于心，张扬与收敛都显诗法之道；若能收放自如，激发而能凝结又如何？真有志向与硬气的诗人当随时警惕自己如过眼烟云的烟花秀！此种正当愿想，虽终究难免归于一场“幻觉〞，但正如普希金诗对至爱所言：“你呵，骗一骗我并不困难，我是多么高兴被你欺骗！”
然而从诗学角度、诗学家周伦佑先生为何将盖雄兄此“对创生成”诗文本称为“微信诗”呢？
诗友董辑禁不住问：是不是在微信上发表出的诗都可以叫“微信诗”？在微信上发布诗歌的诗人无数，何以龚师的诗被您称作是“微信诗”？您心目中的“微信诗”极其诗人该做何解？
不知周兄如何去定义或界定“微信诗”，老象玩微信已有多年，似乎第一次见有人给出这么个命名，至少这个命名权属于周先生。不过、说名容易立名难。这个“难〞，难在其名之内涵的准确界定，外延的合符逻辑，尤其是具有诗学理论的学理性。而并非众人跟进齐说以至于流行开来，这名儿就成了，立起来了。诗场上这类例子并不鲜见。可见“难”，恰恰可能成为误名流行的“容易”。
对“微信诗”这一说法，老象的疑问与董辑差不多，一是微信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平台，一种话语交流的载体，能否成为一种诗体现成的给名？载体、语体与诗体若无对等性，一个“名儿”作为特定概念，定义须两端相等的矛盾如何克服？二、命名须有特定性，即一名只可指向这一个或这一类或这一种，但微信显现的大千世界，比书藉、报刊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人们没听说过书籍诗（非印刷在书中之诗），报刊诗（非发表于报刊之诗），微信诗当如何自圆其说？三、命名须有参照性，即便退一步说成〝龚氏微信诗〞，或许也可成立！然其参照系却不可不明确，是与报刊参照？但龚诗发表于报刊不合适吗？不尽然吧？不可否认龚有些作品不适合正式（官家）报刊发表，那样一来，参照系就不是报刊而是权力话语了。这还只是因命名引出的联系因素之一；可见一个明确而又具备特指性的诗学命名、立名之难，确实考验不一般的诗性直觉与理论学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