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戈尔巴乔夫获得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此时离东西方的冷战大幕揭开还有一年。历史，或者说西方国家好像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似乎提前预知了这位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掌舵人即将让苏联解体。

当然更深一层的阴谋论可能认为，难道戈尔巴乔夫是西方国家培养的代理人，在未确定他能否在苏联解体中活下来，先给他戴上一顶人类荣光的高帽？无从追查这个历史节点的真实原因，毕竟政治总是在少数人手里运作而成的。

更吊诡的是，1991年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顿的一场演讲中称，“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们实现我们的想法”，并强调“（戈尔巴乔夫）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

这场演讲似乎印证了戈尔巴乔夫“代理人”的身份，从而导致了苏联内部的颜色革命。

然而，在那个冷战时代，东西方虎视眈眈地对立，西方势力如何渗透到苏共高层，推动戈尔巴乔夫走上权利顶峰？

翻开戈尔巴乔夫的履历，1980年他成为最年轻的苏共政治局委员，1984年被宣布成为苏联第二号人物，1985年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进入政治局时戈尔巴乔夫才49岁，而与撒切尔夫人第一次接触即是他成为苏联第二号人物的同年年底。

从意识形态上来讲，对于苏共，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和新思维”，逐渐削弱了苏联对于联盟的控制，削弱了苏共和最高苏维埃的权利，甚至还消减了对军队的控制。1990年开始苏联内部成员国逐渐宣布独立，发生在1991年的八一九政变更是给了脆弱的联盟致命一击。虽然这次政变仅仅持续了3天，且政变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联盟的权力，但是分崩离析的局面已经不可控制了。

现在怀念苏联的人们谈到戈尔巴乔夫时，认为他应该对苏联解体负责，是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开始的一切不切实际的改革，以及他幼稚的政治才能，无力应对时局，反倒加剧了局势的不可控制。

然而从戈尔巴乔夫掌控权力到1991年12月底，只过去了6年。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军备竞赛的拖累，集中发展的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这些事关民生的产业得不到重视，人们的生活水平一直维持在较低的程度。对于成员国内部的诉求，苏联的计划经济和国际政策在起反作用。

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运动加速了联盟的解体，但是要他来负这个历史责任则显得太沉重了。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之后算是开始享受了退休生活，对于这后面的人生，他写了一本《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当然书名是有歧义的，比如你想了解1985年到1991年间他的活动和当时的历史细节，那是没有的，这本书只叙述交出大权之后的社会活动者戈尔巴乔夫。

在《戈尔巴乔夫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我作为苏共一把手，我一直寻求带领苏联人民走向民主自由的社会，并同时维护联盟的统一。从他的讲述语气里，可以感受到对于联盟解体的遗憾，当然了联盟就意味着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了联盟，戈尔巴乔夫就只能打嘴仗了。

不过，谈到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成果，无论是给苏联还是给继承苏联遗产的俄罗斯，这些公布的条令，可以说是文明的改革。对于媒体权力的维护，对于公民自由讨论的坚持，对于国际策略的反核化，对于军队的去政治化，所有的这一切对于处在极权政治环境中的人们可谓是梦寐以求的方向。

就跟朴正熙说的“韩国人不配享有民主”一样，处在极权政权内部通常有一种声音，我们目前发展是第一位的，这些声音认为的社会发展也仅仅是有经济指标来衡量的，苏联内部认为这种“改革和新思维”步子迈得太大，苏联人民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公民水平享受这些。

1994年，戈尔巴乔夫在图书《本可以保留联盟》的首发式上对记者说，“有人试图要我们信服，说什么俄罗斯没有准备好走向民主，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我们过早地就着手搞民主改革，我们的报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也同意这种一轮，更有甚者为它提供可论证。这是个大谬误。我们的不幸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民主太少”。

这段看得我热泪盈眶的论述可惜是针对他的政治对手叶利钦所说的，而在2000年3月8次的记者会上，戈尔巴乔夫却认为“在国家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时，有一点独裁不应让人担心”。

被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绥靖首相张伯伦才过去半个世纪，现在又开始容忍独裁了？

所以，不论戈尔巴乔夫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魄力与勇气，对于叶利钦与普京的不同态度就可以看明白，这个人起码在政治上是不道德的，口中的民主与自由也不过是骗取大众信任的工具，所以不要信任任何政治家。

戈尔巴乔夫是功臣还是罪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苏联内部和俄罗斯内部的民众们，他们是否感受得到作为一个现代人应该享受到的尊重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