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一生只做一件事
60年代，韩先生刚回国那会，本想回母校首都大学任教，归国之时却收到了甘兰大学江校长的来信。
韩先生是我国首批留学苏联的研究生，当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莫斯科大学，后跟随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郎道教授做助教很长时间，曾接待过甘兰大学江校长，两人就此结缘。
信上，江校长诚恳邀请韩先生来西北任教，并许诺给韩先生配最好的宿舍——带玻璃窗。
当时国家正推行三线建设，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等基本设施地迁移和建设。为响应国家号召，千千万万的科研、教育工作者甘愿投身于西北建设。
“回来就是想为新中国做点事。甘兰应该是最需要人的地方。”韩先生回信中提到。
当时甘兰条件确实很差，坐的是马车，烧的是煤砖，喝的是自己沉淀的黄河水。来之后，江校长提供的有玻璃窗的房子，也只是纸糊的窗子中央嵌了一块小玻璃，但也绝对算得上是“高级宿舍”。
有些老师擅长与学生勾通交流，擅长教学，课上得很精彩；有些则喜欢闷在实验室，埋首于科研。这两种都是大学校园里不可或缺的人才，而先生属于前者，他本身是理论物理学博士，回国之后也专讲量子力学。
学校条件差，隔壁化学系的学生做实验前，还要提前去提一桶黄河水，等沉淀净化后再做实验用。
尽管条件差，但学校十分注重人才，新生入学，上的第一堂课便是院士的训话。大礼堂上，郑、张、李三位院士并排坐在台上，校长、书记等则会恭敬的站在一旁。在当时，韩先生只是个讲师，也只有站在台下的份。
韩先生不搞科研，不写论文，专门搞教学，他一开始只教大三学生的《量子力学》（学物理的同学应该都清楚量子力学是最难学、最难教的课程），在主讲这门课程时，韩先生发现学生的《力学》课程基础知识不够，就主动要求先由他给一年级学生讲授《力学》课程。当讲授《力学》课程时他又发现学生的《高等数学》基础不足，他又在课前先给学生补充高等数学的基础知识。学校一开始是安排数学院的老师给物理院的学生讲《高等数学》，为此两个学院还闹过不愉快。
韩先生才不顾面子上或面子下过不过得去，他只顾学生能不能听懂。
在后来的CUSPER（中美联合招生考试）中，韩先生担任着团队指导老师，辅导学生选题、做题、设计和制定应试方案及思维。最终，甘兰大学连续两年获得了个人和团体总分第一的成绩。一时间甘兰大学名声大噪，就连韩先生母校“首都大学”都派人来学习教学经验，韩先生的《量子力学》课程也一跃成为国家精品课程。
在“重科研、轻教育”的大学的评价体系中，一位大学老师，要没有论文发表、学术成就打底，想拿到教授资格几乎等于天方夜谭。韩先生虽然不写论文，但他仍然拿到了教授的资格。
改革开放后，国际形式缓和，国家大力支持东部沿海城市建设，一个个经济特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计划经济成为过去式，一切由市场调节。
在计划经济时代，甘兰大学的教师能领到两倍于沿海城市大学教师的工资，而市场调节的时代，国家收回操控经济的大手，一切留由市场调节。他因国家政策崛起，又因国家政策迎来建校以来的最大危机。
地域经济差距毫无保留的暴露在新世纪、新经济政策下，沿海城市以高薪酬、高待遇聘走了甘兰大学的大部分教师，流失的教师数量可办一所同等规模的学校。
韩先生同样收到了沿海高校和母校“首都大学”的聘书。他虽然学术造诣极深，但性格上却古怪得很，他不炒股，不买房，也不做课题、发文章、选院士，那些对于一般科研工作者来说重要的工作，他完全不放在心上。他那些早已成为知名学者的同学、朋友劝他搬出甘兰，何必受这份洋罪呢？韩先生总是说“我教书，我快乐”，坚决不肯搬出甘兰，搬出甘兰大学。
韩先生除了喜欢教学，就是喜欢打乒乓球、下围棋、锻炼身体。每年的新生运动会结束后，就是教职工运动会，即使是年轻的教师也只是象征性的跑一下，但韩先生不。他跟学生赛跳远，韩先生不需助跑，竟能原地起跳2米6，而那年他正好54岁。
韩先生喜欢下围棋，他喜欢在网球场外摆个小擂台，接受全校学生的挑战。基本上数学院的学生都跟先生对弈过，但总是输多胜少。后来，他们成立的“五泉围棋社”还邀请韩先生当名誉社长。韩先生显然是下出了境界，他跟甘兰市的七段选手张泉初大战了三个回合，后来以两子的优势获胜，先生当场掏出自己的日记本，记下“胜了张泉初，大有收获的一天。”，这还没完，还非得让人家在这份“投降书”上签字。
进入21世纪，学校评“我最喜爱的十大教师”，韩先生以超高票入选。当晚，他站在颁奖礼台上说到“我从来不觉得给本科生讲课是低水平工作，它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是一门艺术。我无论做什么，都会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竭尽所能把事情做到最好，讲课更是如此。只要可以，我想在讲台上讲到80岁，还是讲我的基础课。”，这个时候他已经70岁高龄。
进入新世纪后，韩先生无疑成了学生口中的“大师”，我们物理院的学生上课前，都要提前占座，有时候过道里、门外都挤满了人，不只是理科生还有很多文学院、历史学院的同学，原本是物理学院的必修课，却成了学校的公共课。
先生一进教室，全班便会起立鼓掌，先生一摆手：“鼓掌就这一次，以后再别鼓了”。后来上课前倒是不鼓掌，但在先生下课时，大家都会再鼓掌。如果你有幸坐在第一排，感觉尤其不一样，先生的声音很洪亮，仿佛是在给你一个人讲似的，而且韩先生的课逻辑很清楚，只要把他的逻辑搞清楚了，记起来就很容易。
最有意思的是，韩先生讲起课来跟书上的一模一样，大师难道也只会照本宣科？当然不是了，因为这本书就是他编的！韩先生讲起课来特别有精神，黑板上写到哪里，人就走到那里，他也不用黑板擦，大手一挥就能继续板书，即便浑身都是粉笔末，也从不清理一下。
只要有人向他请教学问，韩先生从不吝惜时间。韩先生的教室置在六楼，但他从不坐电梯，下楼梯的时候常常被学生围住问问题，有细心的同学想给先生提包，但先生都会拒绝，即使他已近80岁高龄。先生一年只穿一件格子衫，冬天冷就披件外套，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他买的是同一款式的衣服，后来衣服上的补丁越来越多，多到我们只能以崇敬的眼光看它。
由于一个错误的决定，学校把大一到大三的学生，从市里搬到了一百公里外的山沟，不仅苦了学生也苦了教师。早晨八点半上课，韩先生就要六点起床，然后坐市里七点的校车，赶到夏官营校区。但先生毕竟年迈，长此以往身体吃不消，在这个穷山沟里，大家都想办法逃出去，但先生却只身从市里搬了过来。
2008年，先生从学校退休，但先生闲不住，一年后又被学校返聘。他站在讲台上又讲了三年，直到糖尿病复发住进医院。
在他病重的几个月里，物理学院有位年轻老师带着孩子去病房探望先生，结果先生躺在病床上和这个十岁的娃娃聊了两个多小时的量子力学。直到孩子饿哭了，韩先生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好笑，最后让孩子带走了一箱牛奶。
先生住院期间，有一个历史院的同学给先生写了一封信。
韩老:
您好，您潇洒地走进教室，挥一挥衣袖，拂去身外尘埃。离开时，您已满身粉尘，但浑然不觉，也从不在意。甘大韩先生，您在物理的道上探索追寻，并不断指引我们找到物理的道。您说，“我是幸运的，我是搞物理的，幸好没有其他杂事缠身，并且为一部分人感到可惜。”您就是如此纯真的人，您自有您的追求，您自有您的理想。细推物理即是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此话放在您身上再贴切不过。醉心于物理，忠心于学生，全心于教育，淡泊明志，您是上个时代的大师。遇见您，实属本辈人之幸。祝先生早日康复，早日回归讲台。
此致
敬礼 xxxxx
在先生的最后一个月里，我们常去探望他，很多的时候先生处于昏迷状态，稍微清醒的时候，就会问我们多大了，什么专业，然后不自觉地讲到量子力学，讲到物理，但他从不跟我们讲他棉被下早就枯槁的身体。
之前安老师来探望韩先生（安老师是韩先生的大弟子），韩先生还会紧紧地抓住安老师的手，给他讲教学方法，他不希望《量子力学》这门课程在他走后“老去”。尽管他已经把多年的讲义毫无保留地留给了学院，留给了弟子，但是谈到了教学，老人的眼眶还是湿润了，而且并不掩饰地拿袖子去擦拭。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82岁的物理学家韩先生似乎还沉浸在讲台上，嘴中含混地冒出“方程”、“数据”这样的字眼。
他陪量子力学玩了57年，他完成对学生的许诺，一直教到82岁高龄，但我们都自私的希望他能教到90岁、10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