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读的这一方印是晚清篆刻天才赵之谦的一方著名的篆刻作品。就是我无数次提过的这一方“钜鹿魏氏”。如图：
（赵之谦与他的钜鹿魏氏及边款）
为什么说这方印很著名呢，原因有三：
1、这方印的作者是晚清四大家之一：赵之谦，作者著名。在晚清四家中，赵之谦享年最短（吴让之71岁，赵之谦54岁，吴昌硕83岁，黄牧甫60岁），而作品最少（虽然作品少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享年短），赵之谦一生只创作了360方左右的印作，而且其中97方是刻给自己的。
2、这方印的主人是清代著名的印学家：魏锡曾，印主著名。魏锡曾是谁，说这个话是不是过了，且听我慢慢说来，魏锡曾字稼孙，号印奴，别署鹤庐。浙江仁和（就是现在的杭州）人。他未结识赵之谦时已研习浙派西泠六家印20余年，后结识赵之谦，耗10年时年为赵之谦集成近百方经典印作的《二金蝶堂印谱》，这也是赵之谦唯一的一本印谱，就是齐白石学印的主要印谱，也是魏锡曾拿着这本印谱去泰州找吴让之请教，促成了晚清最重要的一次印学交流，即吴让之与赵之谦的交流，之后，他又为吴让之集成吴让之的印谱《吴让之印存》，这也是后世学习吴让之（吴昌硕、黄牧甫均学这个印谱）的主要入手处，前序后跋，是研究篆刻的重要资料。如果这还不算著名，那么，他还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仁（辅之）的外祖父，韩天衡先生说用“晓印莫如我”形容魏锡曾最为妥帖。
3、这方印的边款在印学史上很重要，边款著名。提出了“古印有笔尤有墨”的重要印学理论，促成了徽浙印学两宗合流，使近现代篆刻进入南北合流的崭新时代。
好了，这三个理由说完，至少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印象：这方印很重要。再放大看一下这方印：
（放大版的钜鹿魏氏）
还有这方印的边款放大版：
（钜鹿魏氏的边款）
边款的内容再放一遍：“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人传，此理舍君谁可言。君知说法刻不可，我亦刻时心手左。未见字画先讥弹，责人岂料为己难。老辈风流忽衰歇，雕虫不为小技绝。浙皖两宗可数人，丁黄邓蒋巴胡陈（曼生）。扬州尚存吴熙载，穷客南中年老大。我惜赖君有印书，入都更得沈均初。石交多有嗜痂癖，偏我操刀竟不割。送君惟有说吾徒，行路难忘钱及朱。”在边款里，赵之谦纵论皖浙两派，臧否人物，这是雄视当世的视角，或许只有他这样才华横溢的名家才会有这样的气度与胸襟吧。边款中的钱指钱式，“西泠八家”之一钱松之子，赵之谦的弟子（注：两年后即去世，钱松更无后人。）；朱指朱志复，也是赵之谦的弟子（在京收新弟子，赵之谦认为他“天三人无一”，天分不高，也不是很努力）。
我们来看这一方印，印的本身需要说的：
1、篆法上的“印外求印”以及疏密呼应。至赵之谦接触邓石如作品之后，篆刻作品的疏密章法安排几乎成为赵之谦印作的最重要章法，所以，谈赵之谦印不提疏密是不可能的，这一方也同样。在这方印中，“钜、鹿、魏”三字天然密实，而“氏”字天然“疏散”，这方印不用经营，即按汉白文印的“任疏任密”来安排章法，也必然是一方“三密一疏”章法布局的印作。如图：
（三密一疏的天然格局）
但赵之谦是谁，他绝不会走省力的路线，他要创新，他的每一方印作里，都有强烈的个人面目，于是，他首先在篆法上加入了自己的想法，他决不用汉印的缪篆方正平直的字法，在这一方印里，他加入了他对诏版的理解，因此，体现在线条上，就是斩钉截铁的，是劲健，是爽利，是峻峭，当然，这种“印外求印”的字体是加入赵之谦自己理解的书体，是他从诏版中悟出的气息，并不是从诏版上拿出的现成的四个字。我们看秦诏版的书风：
（秦始皇与秦诏版）
除了篆法外，章法上的调整也是突出的。他将全印四字全部上提，尤其是“氏”字上提更加明显，这当然使“氏”字处的留红更加醒目，同时又将“钜”字下坠，在“钜”字上部形成一处留红与“氏”字处的留红相呼应，这比简单的“三密一疏”要有更多的审美元素，因此也更有层次感，当然，魏字的撑满格子与鹿字的中宫放大，也构成了斜角呼应的章法元素。
其实，氏字的上提与钜字的下坠必然造就参差错落的四字格局，这会使印面失去平衡，如果处理不好，这方印就会成为一方印面松散零落的失败印作了，深谙章法原理的赵之谦决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他在印面中加入了十字界格，注意，他只加了界格，并没有加边框，战国古玺与秦印里的界格与边框，到了赵之谦手里，已成为活用活用的创作思想，我们试着将此印中的十字界格去掉看一下效果，如图：
（有无界格的对比）
显然，赵之谦大师让这个十字界格成为四个字最好的依傍，几乎每个字都与这个十字界格发生联系，试想，如果没有这个十字界格的存在，这方印作立即就会变得松散失神，印章属性大减，失败是必然的了。
2、刀情石趣与笔墨情意并具。为什么赵之谦会在边款里说：“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呢？是因为赵之谦所处的时代，正是浙派切刀刀法盛行的时期，浙派注重刀法（特别是发展到赵之琛之后），忽视篆刻中应有的笔墨情意，赵之谦学篆刻从浙派入手，当他接触到邓石如及其代表的皖派印风之后，又在秦汉古印中看到大量的具备笔墨情意的作品之后，忽然意识到了浙派的误区，于是他针对当前印坛的风气，发出了高声呐喊：“要有笔有墨啊！”比如这一方印中界格线条与纵横线条的峭爽劲健彰显了刻刀克服石面阻力带来的刀刻质感，这其实是有刀有石，金石味十足，而如“氏”字与“鹿”字下部曲笔的收放笔又凸显笔墨情意（当然还有其他线条），象书法大家轻拖毫锋，这是有笔有墨，书卷味浓厚。如图：
（钜鹿魏氏一印中的笔墨趣）
在晚清的印坛，赵之谦的呐喊是响亮的，当然，在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喊的不是他，更早的还有明代的一些篆刻家，如明代的朱简，那时候，朱简已经开始强调刀法是为了传递笔法，他的切刀刀法也启发丁敬开创了浙派刀法。而到了清代，喊声最大对印坛影响最大的是邓石如，他直接举起了“印从书出”的大旗。到了赵之谦，他干脆直接打通南北，要求在一方印中，既要有刀情石趣的金石气，也要有笔情墨意的书卷气。如图：
（印从书出到印外求印的发展路线）
当然，赵之谦更厉害，他不但强调印从书出，又发展它，开创了“印外求印”的创作思维，比如这一方印，他拿了诏版的味道来，这种气息是前所未有的，是他的创造。他也由此成为一位“皖浙横站”，打通南北的大师级篆刻家，当然，他也为后来的篆刻人开拓了宽阔的道路。
当我们在边款里看到赵之谦认为是名家的同时代篆刻家（即丁黄邓蒋巴胡陈）时，赵之谦的胸怀已让我们敬佩，他果然是一位“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赵之谦“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边款）的雄才。按赵之谦年谱来定，这方印刻于1863年11月（韩天衡先生《篆刻三百品》标明1864年，误），150多年之后，赵之谦的篆刻思想仍在熠熠生辉，如航灯，指引我们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