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家住瓦屋，两间，是那种青瓦红墙的老房子，有一方小院，抬头就可以看到天，右手边是三间小平房，自北向南分别是儿子的卧室，厨房，洗手间。南面是走廊。院子的东面是上房顶的水泥砌成的楼梯，窄窄的仅能一个人上或下，而且又非常的陡，像天梯一般。平房上也养了一些花花草草。早晨，顶着一片蓝天，迎着晨风，沐着清新的空气，看着生机勃勃的花草，顿时神清气爽，好像一切世俗的烦恼忧愁统统被洗涤而去。
我家院子前面是一条窄窄的巷子，仅能容一辆三轮车通过。前面是我叫二嫂的一户人家，二嫂约莫我五十岁，瘦高的个子，白白的皮肤，脸上和手上有一些褐色的斑，因为皮肤白，更显的明显，像是不小心溅上去的一块块泥点子。说话声音尖而细，像是捏着嗓子说话。
二嫂在一个工厂上班，前几年效益不好，倒闭了，二嫂失业在家。好在还有三四年就可以退休，二嫂一年年盼望着。下岗的日子里，为了维持生活，白天她在一个行政部门保洁，晚上到唱歌的地方打扫卫生。日子虽然勤苦但有盼头。
她的丈夫走路有点跛，左脚走路重，像和土地有仇似的，一步一跺脚。右脚像是不想走，拖着地面。听老邻居说，他小时得过小儿麻皮症留下的后遗症。他也因为单位不好，呆在家里，靠低保过日子。闲来无事就到处溜达，有时捡些塑料瓶纸箱等废品。时间长了，他就以这为生。早晨八九点出门，夜里九十点回来，有时可能更晚一些，夜深人静，只听夜空中回荡着拖着纸箱摩擦地面发出的哧哧的声音。
在外人看来，他的日子艰辛而卑微，但是他每天都是笑容满面，嘴里哼着小曲，穿街走巷，如果那儿有一些闲谈的老人，他都会凑上去聊上几句。
我家西面的邻居是我叫郭奶的一位老人，七十多岁。原本一家五口，可是因为是瓦房，夏天下雨屋漏，而且潮湿，她的儿子一家搬进商品房。留下她和老伴，不久老伴因脑血管病去世，留下郭奶一人独守四间瓦房和一方小院。
郭奶身体很好，上身稍胖，走路缓慢而有节奏，三百六十五天，似乎天天步行上街溜达。夏季的傍晚，夕阳收敛了炽热的光芒，巷子里溜进来丝丝晚风，郭姨总喜欢搬着板凳坐在自家门口乘凉，或者坐在街口，摇着扇子看人来人往。郭姨是一位慈爱善良的老人，离多远就会像任何她认识的人打招呼，热情一直传递到人心口窝。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郭姨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那天，我出去买菜走到巷口看到郭姨落寞的身影，郭姨好像不认识我似的，我叫她一声，她露出慈爱的微笑，说:“你大姐，我不大认识你呢？你是？”我愕然了，郭姨不大认识人了，心里阵阵酸楚。郭姨苦笑道:“我找不到家了，我知道家就在这条巷子里，但哪一家，我记不清楚了。”郭姨站在那儿，满脸的无奈和迷惘，花白的头发在风中抖动。任何人都逃脱不了岁月的摧残，郭姨真的老了。泪水迷糊了我的双眼。
我家东面是刘大家。刘大八十好几，上几年得了脑血栓，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回家后，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利落落走路。走路缓慢而且迈着碎步子，就好像我们小时点花生一般，后脚尖紧接着前脚跟，而且脚抬不高。
但就这样，还是妨碍不了刘大偷偷摸摸抽烟。只见他抖抖的从口袋里掏出烟，摸出火机，扑哧一下，又扑哧又一下，终于点燃了火机，又小心翼翼地把火机慢慢靠近烟，猛吸两口，烟微微发红，点着了。可能因为太过高兴，口水顺着嘴角流出来。
如果没有防备被吴姨也就是刘大老伴看到，吴姨会立马上去夺下烟，猛地扔到地上，用脚狠狠地踩，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断了刘大的烟瘾似的。有时是刘大先发现了她，刘大会非常麻溜的把烟藏在背后，可是即使这样还是逃脱不了吴姨的火眼金睛。这时刘大就会呵呵的笑着，像犯错误的孩子一般。吴姨扶着刘大缓缓地走着，轻轻地说:“这么大人了，还不长记性。”
幽长的小巷，两个相扶相携的背影，夕阳下摇曳出一地的温柔。
我们那一片老房子也没逃脱历史的淘汰，去年的七月，我们纷纷搬东西携家眷各奔南北。还没来得及告别就此分离。就如同一滴水滴入大海，再也杳无音讯 ，消失在茫茫人海。不知现在，我的老邻居们都散落在小城的何方？也不知郭姨、刘大身体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