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苏雪林评价他是“一个以作品产量丰富迅速而惊人的作家”。他的湘西系列作品，以闲适冲淡的笔调，如诗如画地展现了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并严厉地批判了其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的丑陋，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本于自然而又归于自然的哲学。他怀着对乡村文明的迷恋和对城市文明的批判，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奇异的湘西世界，承载着“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其中，代表作《长河》典型地体现了他的文学追求。
一、对美好人性的追求
“这个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或在水面上建造宗楼杰阁的人，可那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这位从湘西走出来的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一方面用“乡下人”的淳朴、善良、正直、热情跟都市上流社会的虚伪、懦弱、自私、势利、男盗女娟相对照；另一方面是把湘西社会的过去的人情美与当前的唯利唯实的庸俗人生观相对照，从而表现了作家对理想人生形式的追求。
《长河》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的湘西已经遭遇封建宗法观念和现代文明之风的侵蚀。那里的现实生活产生了许多恶性因子：淳朴的民风民情逐渐退化，农民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正直、质朴、勤俭、和平的品质，而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去。思索着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民族的命运，作者感到刻骨的痛心和肩上的责任。他用手中的那支笔，以一种罕见的热情写一群“善良的人”，还把“长河”那独特的河光山色、民俗民风加以精心的编织。越是意识到变动的来临、现实的残忍，越要全力以赴地怀着温爱去捕捉美的存在，希望通过再一次描绘那些“美”，以期“保留那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以期给人一点希望，一些向上的勇气和信心。所以，作者在《长河》中着力抒写人情、人性的美好，抒写人们厚道而单纯的灵魂和正直善良的品性，以及长河的如桃花源般的图景，一方面是在为“一切都若腐烂状态中”痛苦挣扎的人们寻找理想王国，另一方面，更是作者希冀在这一片有着绮丽山川、完美人性、醇厚人情以及优美人生形式的理想王国里使人们能够远离龌龊的现实，活得庄严一些。让乡下人真善美的人性，变成人们的真性情，最终达到重造现实、重塑民族品德的目的。
沈从文所生活的湘西曾是个未被近代“文明”污染的世界，那里有旖旎秀丽的景致，有原始神秘的古老习俗，更有待人以诚、与人为善、淳厚的古朴民风。作者凭着他对故乡人民怀有那份“无可言说的温爱”之情，动用其丰富的乡村生活积存，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人性美的恋歌。橘子园主人善良、正直、淳朴，过路人一见到一堆堆火焰似的橘子，不免眼馋口馋，必向橘子园主人买橘子。坐在橘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地回答：“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橘子园主人宁愿无偿将橘子给过路人解渴，也不愿掺进买卖关系，体现了橘子园主人淳朴与善良。在他看来，橘子是地里长的，过路人吃几个完全是天经地义……在这里，洋溢着一种醇厚质朴的人间温情，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辉，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金钱和利益的冲突，展现的是一种自然古朴的人性美。
滕长顺一家与老水手是作者刻画的中心人物。滕长顺年轻时，在人家船上做短程水手，“因为年纪轻，手脚灵便，一双手肯干，对待主顾又诚实可靠”，因此发家发人。人老了，却还能“挑起两大箩谷子向溪口碾坊跑，走路时行步如飞，不让年轻小伙子占先”。滕长顺勤劳朴实，“且在家业、年龄和为人义道正公处，足称模范，得人信服”。他的两个儿子“小小的年龄时就跟父亲在水上漂，一条沅水长河中什么地方有什么滩险，多少石头，什么地方什么石头行船顶危险麻而都记得清清楚楚。加之父子人缘好，在各商号很得人信用，所以到他们能够驾船时，小滕老板’的船只，正和老当家的情形一样，还是顶得称赞的船只。”他的几个女儿“因为有母亲管教都健康能勤，做事时手脚十分麻利。”一家人“性格明朗畅旺，为人和善而真诚，欢喜高声笑乐，不管什么工作都象是在游戏，各在一种愉快竞争情形中完成”，对“一切农村社会传统的节会与禁忌都遵守奉行，十分虔敬”在凡是从俗，应有的情景中，得到了节日的解放欢乐和忌日的严肃心境。滕长顺一家相处和谐且愉悦，在自然和传统文化的教化下，他们的人性是自然的，健康的，淳朴的，美得毫无渣滓。可以说这样的性格特征是原始民风和湘西乡村儿女淳朴品性的人格化指称：在这些敬天事神，追求生命自由与和谐的人身上，并不缺乏人性的高贵。
同样是吃水上饭，命运与滕长顺形成鲜明对照的老水手满满，几乎集中了湘西“吃水上饭的”所能遭遇的一切不幸和苦难，直到头发花白了才重返故乡准备重操旧业。远房亲戚滕长顺把年纪将近六十的老水手接到家中，“一家大小都对这个人很好，把他当亲叔叔一般看待”。滕长顺是村里的员外，老水手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落迫老人，虽然在作品中也描写了贫富差异，但他们并没有因贫富差异而划分出人的等级，也就是说，在社会地位上，在人格尊严上，他们是平等的。阶级观念并不存在于他们的人情关系之中，他们近乎亲情的友情并无掺杂任何功利目的，是纯粹的情感，这也是人间美好人情与“人性的体现。滕长顺的形象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边城》中的船总顺顺，可以用沈从文的话来形容他们：“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惟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夭夭是滕长顺的三女儿，是作者塑造的最可爱的形象她承载着沈从文对新人类的希望，是人性至美的化身。她“乖巧而谦虚，不争强好胜，心性天真而柔和”。这些淳朴的性格轻盈纯洁，像一首不忍凌辱的诗。她追求完美，张扬个性：她的竹背笼“比一般妇女用的，实在精细讲究得多”；她对一切事情都充满好奇，要求父亲“带她下常德府去看看，说隔了两年，世界全变了，不去看看，将来去走路也不懂规矩，一抬脚就罚立正，被人笑话”。夭夭虽然对大都市充满好奇，但从无大都市的幻想。当老水手开玩笑提到搬家到鹦鹉洲，住大洋楼时，夭夭说“那有什么意思，我要住在乡下。”她舍不得乡下的一切，对乡下充满情感。夭夭为人真诚、热情，对亲情、友情都是一如既往毫无邪念，处处显示出了一个民族少女心地的纯真无暇。她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别人：她单拣大的、好的橘子送给干爹；把在溪口捡到的好看的石子蚌壳全都掏出来送给老水手；家里凡有好菜，总会热情地邀老水手去吃。她的这种心灵美，与清新秀美的山水交相辉映，同时也是湘西少数民族淳朴乡村生活的自然结晶。夭天的身上还有翠翠的影子，但她比翠翠更精灵，更从容。“摘橘子时，众人都按照规矩动手，在树间爬来转去很费事，且大大小小都得摘。夭夭却从从容容，举着那枝长竹竿子，随心所欲到处树下走去，选择中意的橘子。”滕长顺和商会会长说到小女儿夭夭时，“很觉得快乐，不由得不笑起来”，他的语气充满怜爱与自豪：“夭夭曼，生成就是个小猴儿精，什么都要动动手。不关她的事也动动手。自己的事呢，谁也不让插手，通通动不得，要一件一件自己来。”因为她的天真漂亮，活泼乖巧，众人对夭天皆“怀着一份温暖的情感”，对她更加怜爱、赞美，更加表现了人物形象的人性美色彩。《三三》中的三三，《边城》中的翠翠，也都与夭夭一样有着善良的心地，都如同一尊心灵美、人性美的雕像，闪耀着奇异的光芒。
《长河》中也写到妓女，沈从文并没有反映出她们的罪恶与淫乱，相反倒添了同情与欣慰，她们不是唯财是首，也不水性杨花，更多的是“浑厚”，感情真挚到无可形容。“眼泪与悦乐杂糅，也有唱，也有笑，且有恩怨纠缚，在鼻涕眼泪中盟神发誓，参加这个小小世界的活动”。从这里不难读出妓女们的痴情与天真，她们越过了道德的边境，走过爱的禁区，勇敢执著的天性，分明是一首风骨俱秀的诗，不欢快，不轻柔，却像极了青山绿水，富含情愫。这里的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过节时欢乐，求爱时投人，对每件事情都怀了不可言说的铭记。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都市人生”，实际上，都市对于他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只是作为整个乡村叙述一个陪衬或对立而存在。他往往把农村与城市放在一起比较，以城市文明的堕落来凸现农村文化的优美。在“长河”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美与丑的对照，作者力图在这种对比中凸现人物美好淳朴的性情。他在《长河·题记》中写到：“去乡十八年，一人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所保有的那种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
与《边城》相比，《长河》融入了更多的社会性，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的民风截然相反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已悄然进入长河。作者对农村的描写不再美化，笔触指向现实的丑恶，人性的扭曲，政治的污浊。这里的生存状态不再是桃花源般的悠然自得，而是听说“新生活要来了，人人惶恐不安。这里不再只是只有善没有恶的清明世界，纵然还有夭夭这样一个“身个子小小的，腿长长的，嘴小牙白，鼻梁完整匀称，眉眼秀白而略带野性”的心性天真柔和的女孩，但也有保安队队长这样心怀不轨的仗势欺人的恶势力，在安宁背景下潜伏着风暴，让人惴惴不安，并预感到悲剧的可能。
作者鄙弃都市异化生命的萎缩与病态，赞美乡村自然健康生命的野性与活动。几个省里来的跑远路差人向当地人买橘子，乡下人好心送他们吃却不领情，非得出钱买橘子。乡下人不好意思收钱，他们却以势利的眼光来看待乡下人，并把这种势利强加给乡下人，认为他们刁钻。面对不讲理的过路人，滕长顺安慰不知所措的乡下人：“大哥，算了吧。他不懂你好心好意，不领情。一定是刚从省里来的，你看神气看得出，这种人你还和他争是非？”对于乡下人，沈从文有独到的阐述：“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哀乐自有它独特的样式，与城中人截然不同！它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他抱着一副乡下人自以为是的逆反态度，与城里人进行“人性”的较量。滕长顺在地面上建立起了一份殷实的家境，却又时时承受着另一重不断加重的压力，这就是地面上“还有另外一批人，为了历史习惯的特权，在生活上毫不费力，在名份上却极重要，来用种种方法或理由，将那些手足贴地的人一点点收人挤去。正常的如粮赋、粮赋附加捐、保安附加捐……常有的如公债，不定期而照例无可避免的如驻防军借款、派粮、派捐、派夫役，以及摊派剿匪清乡子弹费，特殊的有钱人容易被照顾的如绑票勒索明火抢掠，总而言之，一年收人用之于‘神’的若需一元，用之于‘人’的至少得有二十元。”保安队队长是当地的保民官，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的混混。马克思的《贸易鸦片史》中说道：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滕长顺代表的是道义准则，保安队队长代表的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他打着如意算盘，向老实的滕长顺强买橘子。最后以滕长顺用十担橘子向保安队队长赔不是完结。这里的乡下人老实、忠厚、淳朴、憨直性情，面对强权，乡下人照例寄托于报应。保安队队长见着夭夭时，居心叵测，存心调戏夭夭，见着“眼睛亮亮的，嘴唇小小的”夭夭，产生了“朦胧暖昧欲望”，产生了邪念。受过高等教育的队长在天夭和老水手面前卖弄自己，他的装模作样和炫耀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愚昧和无知。“听的虽不觉得动心刺耳，说的却已为自己带做作的话语所催眠”，B]1这是对受过高等教育，沾了文明人的习气的保安队队长的莫大讽刺。夭夭对于保安队队长说的“文明结婚”，“自由结婚”照例当作没听到，对爱情却是一- 如既往的毫无邪念，这更造就了其人性的美好。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夭夭却不大怕他，她想：“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而三黑子听到了保安队长到自己家里要橘子的事后，心里便潜藏着一股仇恨。由此看来，夭夭和三黑子已经不再是逆来顺受的人，他们能主动反抗外来的压力，能自主的把握人生命运，以抗争来摆脱人身上的各种沉重压迫，从而显示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善良的民众在恶势力下萌发出一种敢于抗争的精神。《长河》里的夭夭在如此风云突变的社会背景之下，比《边城》里的翠翠多了一份坚强，变得从容镇定且不亢不卑。人物在具备了更多的社会性同时，人性真善美却并没有消失，依然在滕长顺一家、老水手等善良的湘西民众身上传承。
作者推崇的人生方式正是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想留住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这种朴素的人情美能得到新的发展，并让它生长常新，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在沈从文其它作品中也表现了“纯粹的人的关系”、“纯粹的人的情感”，它们集中体现着一个“爱”字：《边城》中翠翠对摊送的矢志盼望；《菜园》中的母子之情，《三三》中的母女之情；(堂兄》、《棉鞋》中作者与堂兄、村弟弟的真挚的友情；《媚金，豹子与那羊》中豹子媚金以死亡兑现爱的诺言的真情……这些作品无一不是人情美、人性美的杰作，无一不倾注着沈从文以善、美为主体的审美选择的文化价值。
二、对乡村文明的迷恋
在沈从文纯净美好的湘西世界里，在他对城乡世界的美丽与丑陋的敏感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乡村文明的迷恋，对乡村自然淳朴的人生形式的向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生活的追求。《长河》里的人们过着自然、淳朴、宁静的生活，每个人都安于现状，满足自己的生活，正如《诗经》中的“适彼乐土”。“当地人有一半在地面上生根，有一半在水面各处流转。人在地面生根的，靠土地喂养，在日光雨雪四季交替中，衰老的死去，复人于土，新的长成，俨然自土中茁起”“水上人则吃鱼、吃虾、吃水上饭。事实且同鱼虾一样，无拘无管各处飘泊。”人与地与水是沈从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如作者所说：“我所写的故事，多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水上船上作背景。”故事中的水既长养了人，又蕴积了相同或相辅的种种情调，大大扩展了作品的意义。
人和自然的和谐在《长河》中表现为多种样式，具有多种层面，最不着痕迹的是人与栖居地的和谐。如作者在描写萝卜溪这个地方：“水路虽不大，因为长年不断流水，清而急，乡下人就利用环境，筑成一重一重堰坝，将水逐段潴汇起来，利用水潭蓄鱼，利用水力灌田碾米。”“村中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片不大不小的橘园，无地可种的人家，墙边毛坑旁边总有几树橘柚。”“村落中乡下人为耕牛过冬预备的稻草，傍附树根堆积，无不如塔如坟。银杏白杨树成行高……沿河橘子园尤星厅观，绿叶浓翠，绵延小河两岸缀系在枝头的果实，丹朱明黄，繁如天上星星，远望但见一片光明幻异，不可形容。“可见秋景优人，人们勤劳，人景相融。
人与自然的互相塑造最明显的例子还是水对人的塑造。作者曾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关系。”老子《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是主善的代表与象征，水的本质是流动的，柔韧与包好又兼之谦和低下却极具韧性。这不正是长河中 善良人民的写照吗？“人在地面上生根的，将肉体生命寄托在田园生产上，精神寄托在各式各样神明禁忌上，幻想寄托在水面上，忍劳耐苦地把日子过下去。”日晒雨淋各种劳役，使每人都强健而耐劳。长河人习于水性，染于山情。自然长养了人，也教育了人，成为人物心理、命运、气质性格象征和载体。各种生命相互依存融合为一，就是最本真的和谐。
重人性、尚自然是庄子的哲学精髓，也是沈从文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的最有活力的主题。沈从文不仅熟悉自己家乡的一草一木，家乡人民的作息生死，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家乡、对自然、对人民爱得真切，爱得纯洁，才使得他能以一颗仁厚之心看待和描写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才能深人的同化在生活中，与长河人同忧同乐，才使人性的纯美成为其永恒的主题，乡村的迷恋成为其解不开的情节。在人类历史长河亘古长流中，沈从文以平淡的语调，执着地唱着“人性至美”的田园牧歌。对作家来说，虽然真正的追求和理想也许只存在想象和梦幻的桃花源，回归精神故园的“乡下之旅”注定成为无尽悲悯地守望，但他和他的作品也正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般，寂寞而悲壮地尽着那个看轻生死义利的“乡下人”的道义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