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异乡生活久了，他的谈吐、脾性、饮食等习惯，甚至外貌都会沾染上那个地方的特点。
比如，多年的新疆生活，已经强烈地影响了我的口味和肠胃。
我开始像个伊犁人一样地早起喝奶茶，午间吃拉条子，看到刚从馕坑里烤出的热馕就迈不开腿，习惯吃牛羊肉，喝酸奶，在午夜时分去到烤肉摊子上吃板筋喝啤酒。
就连做饭，也变得“很新疆”，一个细微而突出的特点就是，但凡做饭炒菜，就离不开西红柿、辣子、皮芽子。
以我有限的经验判断，新疆人对于西红柿、辣子、皮芽子这三样食材的热爱可以说是深入骨子里的，炒土豆片要放西红柿，做汤饭要放西红柿和青椒，而其他一些新疆常吃的蔬菜制作，炝锅和上色、调味一定少不了这三样，就像一个北方大厨做菜少不了葱姜蒜。
其实，这是三样最平常的食材，几乎什么地方都能生长，几乎什么地方都能买到，又都不贵，很自然就能成为俗世人们烟火生活里最常见的陪伴。
还记得我小时候，老家村子里的地是很少用来种菜的，大多要种植小麦、玉米、黄豆、红薯等更加实用的主要粮食，在那时的村人看来，这些才是“顶饥饿”的主食，而蔬菜则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属于“奢侈品”。
所以，常见我裹着白羊肚手巾的农人邻居，蹲在墙根下或者圪蹴在大石头碌碡上，端着一老碗干调燃面，仅仅拌上点用大葱或者芫荽炒的葱花，用油泼或者醋泼的辣子调成一片红色，就能吃的很香，就能心满意足。
以至于多年以后，我依然难以更改吃饭吃主食多而吃菜少的习惯，因为在我小小的心里，已经烙下了“菜是可有可无的”刻板印象。
记得那时，在县城工作的大舅有一个大大的院子，这在城里人来说，就是种菜的菜园。
在那块紧挨着铁道的小菜园旁，我的童年得以疯长，得以看到更多不熟悉的景象。
第一次看到了火车，第一次在铁轨上摆放五分钱的硬币，看火车将它碾成薄薄的金属片。
第一次学会了骑自行车，第一次去公共浴室泡澡堂子，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电视机，第一次用手触摸了转盘拨号的电话机，第一次去了新华书店，第一次坐在传达室看堆成小山的报纸……
大舅的菜园种的都是一些北方常见的蔬菜，豆角、茄子等，最多的自然就是西红柿和辣子。
那时最惬意的就是，盛夏时节，和同院子的小伙伴出去疯玩一顿后，手臂晒的黝黑，回到房子，拿起大舅早就放在凉水里的西红柿，撒上白糖，那凉爽和甜蜜直入心肺。
至今还记得，大舅看着我时慈爱的眼神。
有时，大舅也会用西红柿制作“泡馍”，类似于羊肉泡馍的制作方法，居然也味道好极了。
这是我和西红柿最初的亲密接触。
村里有时会种些辣子，母亲会把青线椒剁成碎末，拌上咸盐和醋，有时有油，用它夹刚出笼的热馒头，至今想来，那也是人间美味。
有关皮芽子，我们那时是唤作洋葱的。
印象最深的是初三暑假那年，我和母亲去邻县的砖窑上打工。
那是一个大山深处的地方，我们尽管被照顾，做着所有砖窑上工种里最轻松的活计，可依然觉得很累，很累就能吃，但砖窑的大锅伙食自然好不到那里去。
估计是洋葱便宜吧，那时候几乎顿顿都有洋葱，而且是几乎用水煮的。
一个月的砖窑生活结束后，我们除了拿到一笔够交学费的“巨款”之外，另外一个后遗症就是，我从此几乎再不能吃洋葱，那洋葱泡在开水里的味道成了我的心理阴影。
直到多年以后，我到了新疆。
在新疆成家以后，在家做饭吃饭就多了起来。
Q是新疆人，她的饮食习惯是新疆式的。
要是没有西红柿、辣子、皮芽子，她是不会做饭的。炒洋芋片、炒白菜，甚至做大盘鸡，做鱼，她都要用西红柿和辣子炝锅，西红柿一定要切成碎末，放在油锅里炒后能成为一片粘稠红汁样的，她炒出的家常菜都要有这种红色的点缀，自带“碎肉范”。
做汤饭的时候，更是离不开西红柿来调制红而浓的汤汁，那种酸爽的揪片子，是醒酒的圣物。
只是，放在隆冬时节，这样一顿揪片子，西红柿的成本甚至会超过面剂子和其他所有原料的总和，让不明就里的人不可思议。
做抓饭则更是离不开皮芽子和西红柿的，当牛羊肉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的时候，放进去西红柿和皮芽子碎末翻炒爆香，那种混合着孜然的奇怪味道，会瞬间舒张所有的味蕾。
当然，还有一道新疆通行的标准凉菜，就是“皮辣红”，更是让皮芽子、辣子、西红柿以主角的形式组团露脸，这种在新疆大地上最常见的下酒菜做法简单，青红椒要选翠绿、肉薄的，比较辣，而皮芽子则要选发白的那种，略带甜味，西红柿一定要是红透的，有儿时的味道。将皮芽子切丝或块，将辣子切丝或块，将西红柿随意地给几刀，搅拌在一起，撒一把盐，有时加一点醋，一道方便美味就成了，如果再加些芫荽，就成了传说中的“老虎菜”。
如今，我在这已经无比习惯和熟悉的异乡天空下，浑身烟火地过着最琐碎的生活，似乎已经很少谈论那些宏大的主题，那些堂皇的交际，那些远大的理想，更多时候，我喜欢在河边溜达，在小巷转悠，认真地务弄一块屁股大的菜地，全身心地蒸馒头、包饺子、炒菜，这些日子，就像西红柿、辣子、皮芽子一样，成为了不会出众，但无法离舍的生活章节。
蔡立鹏2017-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