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幸福观：德福一致、忧乐圆融

文/李存山

幸福观是人生观、价值观中的重要内容。儒家重视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的意义在于求得人生的幸福。在儒家看来，人生的幸福既包括身体的健康、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包括精神上的愉悦和道德品质的高尚；人生不仅是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且更在于谋求天下人的幸福。

在儒家的经典《尚书·洪范》中有“五福”之说，这“五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寿”就是健康长寿，“富”就是物质生活的富裕，“康宁”兼指身体的健康和精神上的安宁愉悦，“攸好德”即遵行美德，“考终命”即年老而善终。与这五种幸福相反的是六种不幸，即“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也就是一为早死，二为疾病，三为忧愁，四为贫穷，五为邪恶，六为愚昧懦弱。

儒家“五福”观的最大特点是把人生的幸福与道德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德福一致”的思想。它不同于古希腊的伦理学把“幸福主义”（伊壁鸠鲁学派）和“道德主义”（斯多葛学派）对立起来，也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将“德福一致”寄托于人死之后的“上帝审判”。

“德”与“福”是统一的，如果将二者分开来讲，那么“德”更处于基础的地位。《国语·晋语六》有云：“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降，尤无基而后墉也，其坏也无日矣。”意思是说，道德是幸福的基础。如果没有道德而幸福却降临了，那就像没有打地基而在上面筑高墙，它迟早是会倒塌的。因此，若想得到安稳的、持久的幸福，就必须遵行道德，以立幸福之基。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因遵行道德，所以心胸坦荡，精神愉悦；小人因违反道德，所以常怀忧戚，心神不宁。试想，一个心神不宁的人，怎能得到人生的幸福呢？只有道德高尚，心安理得，俯仰不愧，才能有心理和生理的康宁，也才能有真正的幸福。

幸福观表现为对人生价值的认识、选择和追求，它是“知行合一”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幸福观，也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和外在行为。一个人的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更体现为他以什么为“乐”。他“乐”于此，也就是他真切地以此为幸福。这种深层次的“乐”，也就成为一个人在精神上和行为上的“安身立命”之地。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的“乐之者”就是指真切地以道义为“乐”，即以“仁”为己任的君子。

儒家的“君子”本也是追求人生的“德福一致”，但又以道义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为什么富贵有“不可求”？这一是因为能否求得富贵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而要受一些外在条件的限制，儒家将此归于“命”，更重要的是追求富贵不能违反道义的原则，而在道义的坚守中君子亦有一种获得人生最高价值的自足之“乐”。

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所乐者当然不是粗疏的饮食，而他之所以乐在其中，是因为他在这种艰苦的物质生活中坚守了道义，故孔子所乐者是道义之乐。有了这种道义之乐，其视不义之富贵就轻如浮云，无所动于心。在孔门弟子中，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是颜回，故孔子称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和颜回所达到的这种境界，也就是仁者的境界。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之所以能安于仁，是因为仁者把仁德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或内在价值，而知者是把仁德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价值。不仁之人不可以长久地居于穷困之中而不动摇，因为他“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所以他也不可能有长久的快乐。相反，因为仁者安于仁，所以他能够坚守道义，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能够长久地“不改其乐”。

孔子和颜回所达到的“乐”的境界，被宋代的新儒家称为“孔颜乐处”。如周敦颐教导二程兄弟，“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周敦颐在《通书》中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富贵本来是人人要追求的，但是天地间还有不同于富贵而又“至贵至爱可求”的，这就是把仁义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最大的价值，相比之下，富贵的价值就“小”了。因为颜回“见其大而忘其小”，所以颜回能够心中安泰，无论富贵还是贫贱都能处之如一，不改其自足的道义之乐。

对于儒家的士君子个人来说，这种道义之乐是超越个人的功利得失而在精神上自足的。但是，因为这种自足之“乐”不是独善其身的，而是承担了道义即“仁以为己任”的，所以它又内在地包含着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和忧患意识，如孔子所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种“忧”就表现为儒家忧患“天下无道”，而追求“天下有道”，追求使整个社会能够“德福一致”的“天下之乐”。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其中的第一乐是亲情伦理之乐，第三乐是教育功能之乐，而第二乐便是俯仰不愧、“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道义之乐。除此之外，孟子还主张“仁政”，倡导执政者“与民偕乐”，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里的“乐以天下”就是追求“天下有道”、使整个社会能够“德福一致”的“天下之乐”，而“忧以天下”就是对整个社会、天下之人抱有一种道义承担的责任和忧患意识。

“孔颜之乐”可以说是一种“修己以敬”的“内圣”之乐，而“天下之乐”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外王”之乐，二者在儒家的思想中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宋代的新儒家对于这两种“乐”都有很好的表达，如范仲淹在《睢阳学舍书怀》中说：“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前一句是表达“孔颜之乐”，后一句则是表达“外王”的志向，期望能得到知音，能有“得君行道”而造福于社会的机会。当范仲淹写《睢阳学舍书怀》时，他尚在睢阳学舍苦读，数年之后才中进士走向仕途。如后来欧阳修所评论：“公（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朱熹也曾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正是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和忧患意识，范仲淹主持了庆历新政。在新政夭折之后，他又书写了《岳阳楼记》，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天下之乐”是追求天下之人“德福一致”的社会理想，因为是“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在现实中范仲淹似乎更多地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然而除了这种“天下之忧”外，范仲淹还有一种当下的自足之乐，这就是他在早年所说的“瓢思颜子心还乐”，亦如他在晚年当“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时，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

不仅范仲淹如此，宋代的新儒家也都有这样的“内圣外王”的志向和情怀。如周敦颐在《通书》中说：“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前一句是表达“外王”的志向，后一句是表达“孔颜乐处”的情怀。因为“志伊尹之所志”（伊尹是辅佐商汤的贤臣），所以常怀“天下之忧”而追求“天下之乐”；之所以能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又是因为仁者有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的“孔颜之乐”。这就是儒家的“忧乐圆融”的境界。

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确立“德福一致”的幸福观，对于整个社会具有普适的价值。而“忧乐圆融”，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常怀“天下之忧”而追求“天下之乐”，这也是作为社会的公务人员、精英人士所应修身向往的高尚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