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的傍晚，夏日的河水散发出一阵阵潮湿的水草气息，又迅速被日光蒸发。极为平常的一天接近尾声，一切将重新开始，包括我光洁的颈部和藏匿其中的肿瘤。疤痕会伴随余生，而肿瘤将永远脱离我的身体。担忧和紧张不可避免地产生，害怕麻药过量使我长眠在手术台上，或者从此失去正常的声音。眼前潺潺的水流似乎不停地向我注入生命的能量，以足够的坚强与活力度过这次创伤。拍了颈部的特写，即使肿块使其不甚美观，但我仍想留下光洁皮肤的最后影像，供日后回忆。其实人在对待任何事物时都是如此，长久拥有时不甚珍惜，行将失去时又难免伤感。我从未觉得自己的脖子漂亮，总是嫌弃它异于常人的臃肿，现在却惋惜起来，毕竟它有着尚且完整的表面，即使内里破败，也可以蒙蔽外人我仍健康。但明天的手术之后，显而易见的疤痕将使我无处遁形。

伴随着所有的胡思乱想，第二天的清晨准时来临。汉默史密斯医院看起来就像一座博物馆，洋溢着浓浓的维多利亚风情。现在再回忆起来，已经记不清先去了哪一层，只记得很快地换好了手术服，一位温柔的马来西亚护士让我穿上到小腿的压力袜，之后就在休息室等候。手术区很安静，每个人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休息室里几个当天手术的病人分散在大沙发里，悠闲地看电视或者和家人低声交谈。怕自己太紧张无法听懂医生的话，我还预约了医院提供的中文翻译服务。可以说，英国的医院很大程度上考虑了病人的需求，服务划分得具体细致，除了多语种之外甚至还有聋哑人士的手语翻译，预约和沟通都比较顺畅。医护人员的态度轻松友善，他们像对待一个老朋友一样和病人打招呼，不经意地聊起彼此的日常，又以专业的眼光默默观察着你的身体情况和情绪变化。医院摆脱了白大褂，消毒水与嘈杂人声的印象，以一种更为专业、冷静却不失日常气息的面貌出现。

治疗疾病着实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医生也确实有别于其他职业，日常的工作即是在生与死之间奔跑，普通人一辈子才能走完的距离，他们一天甚至一小时就经历了。这样谨慎与重大的职责通常会营造出沉重的氛围与紧张的节奏，但等待手术的这个上午，却无比平和。在疾病的压力之下，除了渴望健康的身体，更期待正常的生活和放松的心灵。正如并不愿住在四面洁白的病房中一样，我甚至不愿任何人对癌症这个词有异样的观感。生病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不仅仅是关乎隐私，更是抗拒任何的同情，怜悯，惋惜与小心翼翼。工作人员和我的交谈简单随意，既没有发号施令，也没有嘘寒问暖，这一切就是极致的温暖。

当然医院的日程还是排的很满的，甲状腺手术不是什么大手术，所以一天会排五六台。从八点多一直等到了十二点，此时最折磨我的是饥肠辘辘和快要冒烟的嗓子，手术之前不能吃喝，真担心这样等下去要先去治疗低血糖了。就在我饿得手脚发软的时候，护士终于过来叫了我的名字，陪我一起坐电梯到了楼下。和电视剧里演的不一样，我并没有躺在推床上，拉着亲人的手深情地告别，只是在电梯门合上之前和先生挥了挥手，就离开了。这种独立的感觉太过奇特，如果不是因为身上的手术服，简直像是去开会或者面试。明明心脏砰砰地加速了跳动，却还在怀疑整件事的真实性，我就像散步一样走到了手术室，在床上躺下，绑好监护设备，静静凝视着屏幕上的心跳和呼吸曲线。

回想着几小时前医生谈话中提到的风险，慢慢地，脑子里有一些画面像电影般闪回。高考前顶着前一晚压到变形的鸡窝短发，冲到学校上早自习做试卷；浸着眼泪和委屈的枕头下被爸爸撕碎的漫画杂志；阳光穿过大学图书馆巨大的玻璃外墙，照在一楼的绿植上，和总是咯吱嘎吱的木头楼梯；每一天都轰隆隆驶过的地铁和身边静默地打着瞌睡的上班族；一九九四年那个牵着我的小手走在上班路上的爷爷。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这些，也许它们算是平淡人生中略微深刻的片段。在水滴一般缓慢的日子里，告别了年幼与天真，送走了青春与勇敢，成为一个庸碌的中年人。我并不觉得难过，因为在一切过往的最后，我见到了爷爷。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以后也不会再见到，他只有一层白色绒毛的后脑勺永远不能给我温暖了。但此刻我知道，他在这里，用灵魂的最后一点力量和对我的不舍默默守护着。我真想告诉他，自己不再是那个只到他腰间的小女孩，不再需要他的保佑，只想用自己痊愈后的余生来思念他。

年轻的麻醉医生打断了我的回忆，他轻柔地把呼吸面罩放在我的鼻子上，同时向手腕的静脉中推送着麻醉剂。他说道：“和我一起数一二三”，然而刚刚数完一二，还没到三，只看见他湛蓝的眼睛眨了眨，就失去了所有知觉和意识，我那时才知道，原来呼吸面罩里并没有麻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