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氏喜剧联手刘震云，将一场当代潘金莲的好戏推上了台面。还未来得及首播，就因与万达少东家的“口角之争”登上热搜。好一个“潘金莲”，这三个字就是话题。
如果这部影片叫做“李雪莲告状记”，估计没几个人会主动点击，改成“我不是潘金莲”，加上前一阵贵圈里此起彼伏的“潘金莲事件”（不明就里的请参看金耳朵兔子、超级丹新闻），估计没有几个人会按捺得住心中的欲火——偷窥欲。
正好，深谙大众心理学的冯导就及时地采用了一种“形式上之创新”——那个从头到尾的圆形——咋越看越像“偷窥孔”呢？观众透过这个孔，旁观了李雪莲和n个男人的故事。吃瓜群众的好奇心先是被标题吸引了过来，“咋个叫我不是潘金莲呢？”于是，顾名思义，这个叫李雪莲的女人，展开了一个命题：如何证明我不是潘金莲。
事实证明，“如何证明我不是潘金莲”的难度远远大于证明“我是潘金莲”，那么，反证法已经走不通。何况，“潘金莲”这个名字的丰富内涵，又岂是李雪莲一个村妇轻易就能洗白的。一句顶一万句，影片《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李雪莲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上访20年，最后说她是潘金莲的前夫出意外死了——案子没了被告，不了了之。到头来，“你是不是潘金莲”，不重要，也无人在乎。生活的残酷与荒诞正在于此：一件你认为至关重要的事，在别人那里，只是“笑话”一桩。
既说“相逢是缘”，那李雪莲这辈子，结的孽缘实在太多。
第一个就是前夫秦某，就是在离婚后当着众人的面，说她是“潘金莲”的男人——他的理由是，李雪莲在跟他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跟别的男人好过，不是处女。凭着这条罪名，李雪莲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潘金莲”。然而，稍有文学常识的人就能够轻易看出这条逻辑里面的漏洞：使潘金莲成为“潘金莲”的并不是因为她“婚前跟过男人，不是处女”，而是因为她“婚后”勾结情夫毒害亲夫，还勾引小叔子，并且这个小叔子还是家喻户晓的武松。后者，才是这“天下第一淫妇”扬名的根本原因。如果李雪莲和她周围的群众们能够理性分析，那“李雪莲”就不会成为“潘金莲”了。她还不够格啊。
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出入的。村妇人李雪莲在遭到这样的“五雷轰顶”的道德人身攻击后，第一反应就是“以后没法做人了”，于是，证明“我不是潘金莲”成了她活下去的动力。她层层上访，没想到这一访，就是20年。这20年是她与官员们的斗智斗勇，也是她与命运的正面交锋。她脱离了一种常规的生活轨迹，一步步逼上梁山，成了又一个秋菊。
自证之路，遍地荆棘。她挑战的是“既定的规则”，是大众的道德审判。诚如“二十二条军规”一样，李雪莲就同生活中的“无物之阵”周旋。本来，她打官司的目的是为了同前夫秦某复婚，再离婚。“复婚”是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是两人为了分房子生二胎想出的“老百姓的智慧”。请君试看今日“假离婚”买房子的群众们，此处荒诞的基础却是活生生的真实。但，离婚的手续是真的。李雪莲们认为的“假离婚”，是她们情感上的主观认识。就像一个人结婚摆了喜宴——她会认为自己已经结了婚，但对不起，在法律上，你就是“未婚”！法律讲究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证”，而不是“主观阐释”。从这点看，镇司法对李雪莲离婚案的判决并没差错——李雪莲的案子并不是“冤案”，也没有人从中“贪赃枉法”。从物证到物证，无不合法。
那李雪莲为什么不服判决，觉得自己“冤”了呢？因为法院的判决，合法却不合情，用古代官场的话，就是“夺情”之举。就像孟子讲过的一样：父亲犯了法，做儿子的要不要举报？这个问题，在现代法治社会，用法的精神解释：“公民对于犯罪分子有检举之义务，不然就是包庇”。但我们大中国，历代都讲究个“德治”。在人情社会里，当情与法发生冲突时，现实的裁断，往往是“酌情处理”，大法官也要充分考虑围观群众的“影响”。孟子的回答，在今天仍掷地有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伦常则在其中。不言自明，李雪莲的案子，错的不是法律程序，而是从一开始，它就是个“道德问题”。李雪莲需要的不是一个“公正”的判决，而是一个“心理医生”。
然而，李雪莲不是个“美国妇女”，她是个贫困年代里的“村妇人”。她所受的教育，所在的小社会，告诉她一个朴素的道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凭白被前夫抛弃，还被当众扣上一顶“潘金莲”的帽子，让这个妇人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她的脸面没了。不争馒头争口气，她心一横，一定要为自己“平反”。于是，李雪莲生活的荒诞揭开了序幕。命运女神感到无聊的时候，喜欢捉弄人，就像俄狄浦斯一心想要摆脱“杀父娶母”的神谕，却步步落入既定的套路。
套路太深，李雪莲不明白，她斗争的是什么。为了报仇，她想过要杀人——但她一个弱女子，总得有个帮手。亲弟弟，派不上，理由是“若是杀了人，我可是要挨枪子的。”为了自己，他不干。垂涎美色的屠夫老胡，想的是“若是和我干那事，就干”，但当知道“杀人名单”后，就怂了。赵大头，心机深，“污了李雪莲的身子”，让雪莲成了“金莲”，原以为是“良人”，不料是“歹人”……李雪莲一路上，没有帮手。这是一个人的战争，一个女人的长征。
如果说，李雪莲碰到的男人，有一拨是对她“别有用心”，不关心她的官司咋样。另一拨，则是“被告的官员们”，他们关心李雪莲的官司，关心她的动态，这20年，他们就像“狼与狈”，最亲密的“友好”。他们害怕这个女人，担心她捅娄子，会危及到自己的“乌纱帽”。作为体制内的人，他们办事的规矩就是“规章制度”。群众，一个设定外的群众，往往让他们“心惊肉跳”。怎么办？“推”字诀。“官大一级压死人”，“领导指示一层层下派”，总有底层执行人。“指示”与“执行”之间，到底隔了多少，就不是“领导们”关注的了。李雪莲的官司，从镇-县-市-省-中央，级级递进，“指示-执行”法则就越彰显。试想，雪莲若没有“进京告御状”，她所在的“县长-市长-省长”，哪个会瞄她？若没有“惊动上面的”，下面的，哪个愿“揽事”？李雪莲斗争的，就是一个“推”字。
从结果上看，“告御状”的成效是显著的：相关市长-县长-法院院长都被免职。一个村妇，“告倒”了三级领导，轰动效应，不言而喻。然而，决定的背后，却是“省长为了个人升迁的考虑”，拔除不必要的麻烦。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的问题，依旧没得到解决。那三个丢了官的男人，也不是因为“她”的能力而下台的。政治的博弈，岂是她一介女流能左右的？
李雪莲最后一次上访，终结于前夫秦某的“意外死亡”。既然没了被告，官司自然打不成了。那个污蔑她是潘金莲的男人，终究被老天收了。她哭得撕心裂肺，“你害苦了我一辈子……”这场证明“二十二条军规”是“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诞剧，由老天爷编剧，由老天爷收尾。李雪莲作为一个“滑稽角色”，最终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话罢了。“人们把她的事情当成一个笑话，有时候她自己也听，仿佛那也就是个笑话。”李雪莲的故事完了——从此，她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她“不正常”的20年，像“吹过的风一般”，谁会关心。
最终，还是时间“治愈”了她。
谁会关心李雪莲呢？在茫茫人海中，谁会真心关心一个“别人”的生活呢？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追逐着什么，窥伺着什么。最终，还是万能的时间，沉淀了一切，给了李雪莲们最终的“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