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翰，一个700年前从邯郸走出去的官员和诗人。他学富五斗、才识过人，担任过元代“洺磁路知事”“真定总管府知事”“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司”“行台御史”“户部侍郎”“松江知府兼劝农事”，做过翰林院侍讲学士，留下了《西岩集》诗词著作。作为历经宦海风波的知识精英，他有着“风浪莫如人海恶，乾坤不似醉乡宽”的人生感慨和“如今有谁怜骏骨，夕阳沙岸影如山”的旷世孤独。
张之翰祖籍不在邯郸，而在山西；不是山西大槐树下那样被逼移民，而是择善而居。金代大定年间，张之翰一位参加科考的祖辈路过邯郸时不幸病死于刘村，其家人来办理丧事时感动于这里对文化人的礼遇，便举家迁居于此。出生在邯郸的张之翰青年时期就离乡游宦，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和祖茔，他“因疾谢事”侨居高邮时把居所命名为“归丹斋”。古邯郸曾叫“甘丹”，远行千里而不忘“归丹”，对张之翰来说已经超越了衣锦还乡的意义。“空目断，故山路。先茔松柏谁看护”是他魂牵梦绕的悠悠乡愁。
不论担职朝廷，还是做官地方，德才兼备的张之翰都有不错的人望。在松江知府即上海市市长任上，他力主减税赋、办学堂，深得人心，一度享受名宦祠祭祀。
我更感兴趣的是诗人张之翰。
民族融合中的鼓角争鸣和战场厮杀催生了元曲这一具有虎啸狼嚎之气的艺术形式，而赋诗作词多为文人学士之间的风雅之事，或感世伤怀，或悠闲自娱，或唱酬应答，鲜有壮怀激烈的忧国忧民和建功立业。张之翰的诗词也不例外。“早把功名，置之身外，世上何愁可皱眉？”是他对做官和羁旅客居的淡漠与厌倦。“自中年以去，觉岁月、疾如流。渐鬓影萧萧，人情草草，世事悠悠”是他对岁月迅疾、人生短暂的感叹。“但杯中有酒，何分贤圣，心头无事，便是神仙”是他疾病缠身而不得回家时的惆怅。
与同时代文人墨客相比，张之翰笔下没有陆游、辛弃疾那样的豪放悲壮，没有关汉卿、元好问那样的历史担当。作为生活在金国之地又效力于元朝蒙古人朝廷的汉族知识分子，国家概念对他是模糊而尴尬的。我无法猜度他内心的彷徨和痛苦，改朝换代时的社会离乱和民间疾苦不可避免而极度敏感，他必须把牢骚和不满装在心里，把讲政治放在首位，管好自己的嘴和笔，顶多用酒精把满腔怒火稀释成离愁别怨，用诗词记录下来。这也注定他不可能成为“大诗人”。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归丹”或许是他寄托家国情思的唯一方式。
在张之翰英灵“归丹”721年后一个酷暑难当的夏日，我第一次走进位于邯郸城南的刘村。叹为观止的邯郸往事馆，别具特色的民国风情街，栩栩如生的民俗雕塑馆，颇为精美的婚纱摄影基地，平房楼房并陈的漂亮民居······，这一切都在告诉我，张之翰笔下“故园茅屋，依旧白云深绕”的刘村已经远去。刘村不再是一个村，而是一幅画，一个公园，一座凝固历史、寄托乡愁的博物馆。
新落成的张之翰纪念馆前，一位手执经卷、身着元代官饰的半百老人神色凝重地注视着远方，仿佛在此站立了几百年。他就像不能选择身世一样不能预测归期，直到在松江任上去世才魂归故里。他就像那位爷爷一样客死他乡，而风景如画的江南没有改变他“归丹”的决心。张之翰石雕像的左下方，刻着他那首满含忧虑的思乡之作《金缕曲·乙未清明》：
风雨惊春暮。恨天涯、留春未办，却留余住。时序匆匆催老大，又早飞花落絮。算禁得、清明几度。试倚危栏西北望，但接天烟水无重数。空目断，故山路。先茔松柏谁看护。想东风、杯盘萧然，饥鸟啼树。便做松江都变酒，醉里眉头休聚。万里南来缘底事，也何须、杜宇声声诉。千百计，不如去。
纪念馆最珍贵的文物自然就是镌有篆书“故知府张君神道碑”的张之翰墓碑碑额了。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我：“刘村的张之翰故居早已不见踪影，邻村的张之翰墓地也早就成了庄稼地。俩村原本是一个村，这块断裂的墓碑碑额是夜里偷偷运过来的。”
“那碑身呢？”我好奇地问。“还在邻村，横在河上当桥板用，也做搓衣石。”答者不无揪心。
离开刘村的时候，张之翰那句穿越历史的追问久久回荡在我的耳畔：先茔松柏谁看护？
